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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 晨光
资管新规落地以来，已经风行一时的构造化资管产品已陆续退出市场，但一般产品致使的投资理财纠纷仍在持续。
日前，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民事裁决书显示，投资者薛女士在2016年出资1.4亿元认购一家券商资管机构的资管产品进取级份额，继续补仓后累计投入总资金2.23亿元。至2020年产品清理后，残余的资金已缺乏以掩盖优先级本金，薛女士的出资整个损失殆尽。
在薛女士向监管部门举报案涉办理人未勤恳尽责后，2020年8月，上海证监局作出回覆函称，案涉办理人延伸相干产品运作周期的行动与监管要求不符。薛女士遂以该券商资管为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产品首个运作期到期之时的残余投资款、后续“补仓”款及相干利息损失。
而关于薛女士的诉求，该券商资管在辩论中提出，案涉资管方案是无固定存续期限的权利类资管产品，已充沛执行被动办理职责，资管方案运作周期的延期是薛女士的被动要求，资管方案的投资亏损与其办理行动之间不存在因果瓜葛。
单方各执一词，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法院又作出了怎么样的审讯后果？来看详情——
投资者：2.23亿投资有去无回
首先来看投资者薛女士方面的说法：
薛女士称，2016年终，其经涉事券商资管保举设计聚拢资产办理方案构造，由薛女士以自有资金认购进取级份额，由该券商资管担任找到优先级资金，成立构造化的资产聚拢方案，为薛女士的理财资金提供资金搀扶和专业化办理办事。
2016年5月，薛女士与涉事券商资管、托管人三方签署资管合同，成立资产办理方案。合同商定，涉事券商资管的办理费用按前一日资产方案净值计提，年费率为0.45%，且办理人不收取事迹人为。
在投资规模上，2016年6月，三方经过签署增补协定的形式，将资管方案投资规模由万达院线（现万达电影）变卦为万达院线和飞利信；后三方再度将投资规模变卦为“国际依法发行的股票”。自此，资管方案投资标的不受限度。
据法院审理查明，案涉资管方案成立于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6月，优先级份额拜托人算计认购2.16亿元，进取级份额拜托人算计认购1.40亿元。尔后，资管方案继续运转。
时间进入2018年7月，案涉资管方案单位净值开始低于平仓线（0.85），薛女士至此开始频繁进入补仓并提供增信措施的循环中。除追加补仓资金8331万元外，薛女士及关联方还陆续提供了1.3亿元市值的中材科技股票（托管于华泰证券）、451万股芯能科技股票质押、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份额锁定、案外人个别包管责任担保等增信措施。
薛女士称，本人于案涉资管方案存续期内，作为进取级份额的拜托人，算计领取本金1.4亿元、认购该资管方案进取级1.十二亿份，并应案涉券商资管要求追加资金本金算计8331万元，累计投入总资金2.23亿元。
2020年5月，案涉券商资管向薛女士发送守约处理函，函告其已构成本质守约，且优先级份额拜托人未赞成延期请求，并明白自其回函之日起赞成该办理人施行变现操作，股票平仓后处置所得支出在扣除相干费用后，将调配给优先级份额拜托人。
2020年8月，案涉资管方案内的股票资产整个变现。截至清理日，该聚拢方案份额的单位净值为0.7658元，份额本金/持有人权利为1.4亿元。在扣除相干费用后，案涉券商资管向优先级份额拜托人进行了全额调配。
按照终究的清理后果，清理所残余的资金已缺乏以掩盖优先级份额拜托人的本金，根据《资管合同》商定，薛女士作为进取级份额持有人，无残余可调配金额。
产品：延伸运作周期
监管下发提醒函
从产品信息来看，薛女士认购的案涉券商资管产品属于构造化资产聚拢方案。合同显示，该聚拢方案分为优先级份额和进取级份额，存续期间优先级份额数与进取级份额数的比例不超过2:1，即杠杆倍数不超过3。若方案资产足以领取优先级份额本金和收益状况下，优先级份额的预期收益率为6.5%，进取级份额享有残余收益。
2016年7月，证监会公布《证券期货运营机构私募资产办理业务运作办理暂行规则》（下称《暂行规则》），其中提到：证券期货运营机构设立构造化资产办理方案，不得间接或者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支配。关于已存续的资管方案，合同到期前不得进步杠杆倍数，不得新增优先级份额净申购范围，合同到期后予以清盘，不得续期。
2020年6月，薛女士向证监会举报案涉券商资管在办理过程当中未勤恳尽责、不合错误股票买卖进行被动操作办理的违规行动。2020年8月，上海证监局向薛女士出具《回覆函》称：未发现案涉券商资管在相干产品的办理过程当中存在反应的守法违规问题，但核对关注到，该券商资管延伸该产品运作周期的行动与监管要求不符，关于核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置。
同月，上海证监局向该券商资管收回监管提醒函。该函显示：该券商资管关于不合乎《暂行规则》的一般资产办理方案，未根据监管要求在合同到期后予以清盘。该券商资管该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相干规则，针对相干问题进行整改。
薛女士以为，案涉券商资管为了延伸收取办理费的周期，未根据《暂行规则》在涉案资产办理方案到期（2017年5月22日）落后行清盘，违反了监管规则。且华泰资管不停提供格局文件诱导签订，让从未参预过构造化资管方案的本人误认为涉案资管方案始终在正常合法合规延期，进而但愿可以经过调仓、延期等形式挽回损失，终究致使损失。
诉讼申请部份，薛女士方面共提出三项诉求：1.判令案涉券商资管返还自2017年5月22日到期残余投资款8363.87万元及利息损失；2.判令案涉券商资管返还2017年5月26往后“补仓”款3963万元并领取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该券商资管承当。
机构：已充沛执行被动办理职责
客户逾两亿资金损失殆尽，办理人方面的说法又是怎么样的？
裁决书显示，案涉券商资管称，案涉资管方案是无固定存续期限的权利类资管产品，薛女士的投资需要为经过资管产品配资的形式对标的股票进行中长时间持有，在该特定投资战略下，该券商资管充沛执行了被动办理职责，薛女士实际对此予以认可，在全部资管方案的运作期内也未提出任何异议。
关于产品是不是存在未及时清理的问题，该券商资管表现，案涉资管方案运作周期的延期是薛女士的被动要求，包罗办理人在内的其余当事报酬了薛女士的利益而实际赞成了延期，但后因薛女士继续守约，优先级份额拜托人不赞成再持续延期，该券商资管据此及时进行了清理和调配，不存在未及时终止清理的情景。
另外，案涉券商资管以为，案涉资管方案的投资亏损与办理人的办理行动之间不存在因果瓜葛，资管方案系因薛女士被动要求延期，相应股票上涨的危险该当由其自行承当。该券商资管依法依约执行了办理职责，薛女士在案涉资管方案项下不存在损失（投资亏损不等于损失），无权按照《资管合同》要求华泰资管抵偿。
关于来自上海证监局的监管提醒函，案涉券商资管表现，该函反应了监管层面对资管行业监办理念的变动，基于“利益同享及危险共担”的价值理念，对构造化产品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虽然案涉产品是无固按期限产品，仍要求尽快清盘。
法院：投资者自担投资损失
单方各执一词，法院终究裁判后果如何？
裁决书显示，上海金融法院以为，单方签署的《资管合同》合法无效，单方理当恪守。被告薛女士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亦一直向法庭明白其申请权根底为《资管合同》，按照合同法相干规则，要求原告承当守约抵偿责任。
基于此，上海金融法院归结该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不是存在守约行动；二、原告是不是尽到了投资者适量性义务；三、原告是不是该当就被告的投资损失承当抵偿责任。
关于案涉券商资管是不是未尽被动办理义务，按照查明事实，2016年6月起至2020年8月期间，该券商资管对万达电影、飞利信、康达新材、德威新材等股票进行了70余次的买入卖出买卖。上海证监局出具的《回覆函》亦载明：未发现该券商资管的办理过程当中存在反应的守法违规问题。基于此，法院对被告主意不予驳回。
针对上海证监局作出的相干监管提醒，因为资管合同商定案涉产品为无固按期限的资管产品，法院以为，虽然案涉券商资管及相干方合意案涉产品进入新资金运作周期主观上延伸了产品运作期限，但与“固按期限”产品到期后续期的行动性质其实不相反。案涉券商资管基于各拜托人利益，根据《资管合同》商定使案涉产品进入新的资金运作周期系正常的履约行动。
此外，《监管提醒函》不同于《行政处分抉择书》，从性质而言属于警示函，不拥有“行政处分”相反水平的制裁性和终究性，是一种较为柔性的监管措施。监管部门在原告根据提醒意见对案涉聚拢资管方案清盘后，亦未对其采用进一步监管措施或行政处分。
关于案涉券商资管是不是尽到了投资者适量性义务，法院以为，本案中券商资管对薛女士进行了集体投资者危险接受才能评价，并就案涉资管产品可能存在的个别危险及特有危险进行了充沛的告诉和阐明，薛女士均表现理解产品且违心承当投资危险和损失。案涉券商资管在充沛执行危险告诉阐明义务的条件下，基于薛女士请求与其签署《资管合同》，不该认定为适量性义务的违反。
抵偿责任认定上，法院表现，上述券商资管在案涉《资管合同》执行过程当中并没有显著守约行动，不用为薛女士损失承当守约抵偿责任。此外，从该券商资管抉择案涉产品进入新运作周期及“临时豁免薛女士守约责任、延缓平仓”的行动与薛女士损失间因果瓜葛的角度斟酌，薛女士未能按约采用相应履约包管措施的守约行动自身将致使其丢失要求调配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权益，原告行动并未本质性减少被告损失发生及扩张的可能性。终究，上海金融法院裁决采纳薛女士的整个诉讼申请。
编纂：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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