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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h.com.au/national/ ... 0250103-p5l1x0.html
作者：乔丹·贝克（Jordan Baker）
首席记者
2025年1月6日，下午6:30
在我90年代就读的高中，没有一片草地。11年级有一块尘土飞扬的地面，或许曾经生长过植物。砖缝中偶尔有几根野草冒头。我记得更多的是潮湿的混凝土。
条件并不理想。休息时没有场地可以运动，大人们担心冷冰冰的混凝土会让我们得痔疮。但那块尘土之地，成了许多聪明好学的学生展开关于人生和政治热烈讨论的场所。迷你的礼堂里上演过激昂的演出。而在有破损风扇、桌底沾着口香糖的教室里，教学质量大多依然是一流的。有激情、奉献和目标时，即使条件有限，也能做到很多。
然而，也许如果我就读于一个草坪修剪整齐的学校，我会更成功。如果我们的书是储存在像苏格兰城堡一样的图书馆里，我对文学的热爱或许会更深。我们的管乐队曾获得全国冠军，但如果我们在由声学工程师设计的礼堂里练习，或许能登上国际舞台？或许对我人生影响深远的拉丁语老师如果在罗马授课，教学水平会更上一层楼？
这些我们永远无从得知。如今，我为自己失去的潜力感到痛苦不堪。但有许多人确实认为这些表面条件对教育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愿意为了这些条件，花费超过5万澳元让一个孩子接受一年的教育。
六年前，《悉尼晨报》曾报道，悉尼最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学费即将达到3.8万澳元。今年，正如教育编辑露西·卡罗尔（Lucy Carroll）上周所报道的那样，这一数字将达到5.1万澳元。在维多利亚州，吉朗文法学校（Geelong Grammar）12年级学生的家长将支付52,612澳元。从一名学生完成高中的时间跨度来看，悉尼经济最优越的独立学校的最后一年学费增长了13,000澳元，而维州最富有的学校的学费则上涨了约7,764澳元。
学费年涨幅过去是2%到3%。在新州，现在已达到7%到10%。因此，预计几年内学费将超过60,000澳元。现在为两个孩子报名进入高收费私立高中的家庭，将面临超过60万澳元的总费用。
每当我读到关于学费的报道时，我都会被同一个问题困住：谁负担得起这些？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家长们是如何凑出这笔钱的？而且还有校服、露营活动和去柬埔寨孤儿院的旅行费用？
答案是祖父母。那些通过买房帮助孩子的“富裕的婴儿潮一代”（Boomers）。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的自给自足的退休者们，想要确保自己的孙辈能获得“最好”的教育。尽管没有祖父母资助的数据，但从坊间传闻来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澳大利亚家长委员会（Australian Parents Council）主席詹妮·布兰奇-艾伦（Jenny Branch-Allen）认为，这种情况很常见。“（家长们希望）能够继续让自己的孩子在所选学校接受教育，我认为祖父母有时会被叫来确保这能够实现。”据我私下得知，在某些学校，一半的学费通知书直接寄给了祖父母。
学校的学费并不受房地产市场的同样驱动因素影响。学校表示，他们根据员工成本（新州公立部门教师获得了显著加薪后员工成本激增）、维护和资本工程成本来计算学费。但祖父母的资助拉高了学校对家庭支付能力的期望。如果私立学校的常年难题是学费要多高才能迫使家庭用脚投票，这个答案显然因为祖父母的资助而变得更加遥远。
我不禁想，家庭是否过于担忧“最好”的教育，而没有停下来想想他们是否物有所值。
多年来的研究表明，孩子学业成功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我们也知道，如果将优势学生集中在一起，这种效应会得到增强（将劣势学生集中在一起会加剧他们的劣势，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因此，这与学校游泳池的大小无关，而与学生群体一切相关。你可以把这些学生送到我当年的尘土高中，他们的成绩依然会很好。精英学校和家庭实际使用的公立学校的结果就提供了大量证据。
我也想知道，这种教育的奢华对孩子们有什么教育意义。当他们步入现实世界时会怎样？当他们需要自己支付房租（但或许爷爷奶奶也会帮忙）或者发现办公室没有最先进的健身房时会怎样？通过为孩子们打造五星级生活，这种教育最终是否会失败，因为没有教会他们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共处，如何适应较不舒适的环境？孩子们又如何与学校创立时“支持弱势儿童”的宗教理想对照？
四十年的州和国家政策决定，导致了国家学校系统的分化。新州推崇精英学校，创造了两级制的系统，促使家长将普通公立学校视为最后的选择，并将他们推向私立教育。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推动的“选择”理念导致了国家资助机制，帮助高收费学校进行设施竞争。
家长们应该走上街头抗议这一点。但这是“温水煮青蛙”现象的真实写照；教育中的变化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影响在多年后才显现，到那时它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欧洲人看澳大利亚学校的方式，就像我们看美国的医疗系统一样，对我们将本该公平和免费的东西分层感到震惊。四十年前，父母不会在产房里开始为孩子的高中教育焦虑并存钱。我们没有将孩子划分为富人的学校、聪明人的学校和弱势群体的学校。我们不会因此破产，也不会动用父母的退休金账户。我们让孩子去家附近的学校。
因此，澳大利亚成为为数不多的政府不仅创造而且资助一个富人资源最多、弱势群体资源最少的教育系统的国家之一。我们本应要求改变。但我们却向爷爷奶奶求助。
乔丹·贝克（Jordan Baker）是《悉尼晨报》的首席记者，曾任教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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