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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内心，不在任何高山、岩壁和山路上。
传奇与诱惑
“对登山运动的热忱，还有不时扰乱我们内心平静的危险，都是道德或宗教情感的来源，这些情感或许是最伟大的精神。”——欧根·吉多·拉默（Eugen Guido Lammer，19世纪奥地利登山家）
人为什么要到山野中受苦？对一些人而言，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本就无需回答。
1950年6月3日，破晓时分，莫里斯·赫尔佐格（Maurice Herzog）爬出睡袋，穿上皮靴。风雪肆虐了一个晚上，大雪隔着帐篷的帆布几乎将他掩埋。冷，极度地冷。皮靴被冻到发脆，他不得不怀抱它们躺了一整夜。
现在，他决定出发了。在现代登山运动发端的欧洲，1870年，大部分阿尔卑斯山峰都已经被“征服”，登山家们逐渐将眼光聚焦到了喜马拉雅那些海拔超过8000米的巨峰身上。1895年，英国登山家阿尔伯特·马默里（Albert Frederick Mummery）首次尝试攀登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在翻过一个无人攀登过的山口之后失去踪影。1924年，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死在了珠穆朗玛峰的肩膀上。赫尔佐格率领的法国登山队想要打破半个多世纪的魔咒。他的目标是安纳普尔纳，海拔809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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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野心勃勃的法国人在登顶前已经备受煎熬。虽然他们配备了当时最精良的登山装备，雇用了多达147名挑夫背负重达3.5吨的物资和补给，但他们只有一张来自印度的粗糙地图，以至于在雪山脚下徘徊了一个多月，还未能确定攀登的山峰和具体路线。季风将至，赫尔佐格把赌注押在了安纳普尔纳身上。5月23日，他们在5100米海拔建立了C1营地。随后在更高的海拔依次建了3个营地。走到C4营地的时候，6位登山家中只有4人还能继续前行。6月2日，在顶峰下面的刃脊上，他们强行破开冰面，在劲风里扎营。之后，同行的夏尔巴人告诉赫尔佐格，他们的脚冻坏了，转身下了山。
6月3日这天早上，赫尔佐格和路易·拉什纳尔（Louis Lachenal）登上了最后的路途。
时年31岁的赫尔佐格出生在里昂一个登山爱好者家庭。1944年到1945年间，他曾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战斗。战争结束后，赫尔佐格在一家轮胎公司做管理工作，常常在霞慕尼（Chamonix，勃朗峰脚下的小镇）附近的小木屋里打发夏日时光。1950年，法国阿尔卑斯登山协会已经有多达3.1万名会员。论攀登经验和水平，赫尔佐格算不上顶尖高手，也比不上做过登山和滑雪教练的拉什纳尔，但他对攀登有着理性无法解释的决心和渴望。登顶途中，拉什纳尔预见了即将付出的代价——他们的鞋实在太薄了。他问赫尔佐格：“如果我现在返回，你会做什么？”赫尔佐格答道：“我会独自一个人走下去。”
身体各个部位渐渐失去了知觉。风雪停了，晴朗的天空带来了更低的温度。空气清澈而稀薄，雪山如水晶般美轮美奂。赫尔佐格感觉不到疼痛，他进入到一种麻木而冷静的状态，只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都非比寻常。下午2点，他和拉什纳尔成功登顶。“我感觉双脚冻僵了，但是我尽量不去多想。人类所攀登到的最高山峰就躺在我们脚底下啊！我的脑海中飞快地掠过曾经到过这个高度的先辈的名字：马莫里、马洛里……我意识到，那天的群山是如此美丽，为之感激涕零，同时我又对群山的寂静肃然起敬，仿若置身于教堂。我既不觉得痛苦，也没有忧虑。”
痛苦和忧虑并没有缺席。在下山的途中，赫尔佐格整理背包时脱下手套，不料它们滑向了深渊。回到冲顶营地时，留守的莱昂内尔·泰雷（Lionel Terray）迎上前去握住赫尔佐格裸露的双手。惊恐瞬间取代了激动，他发现，自己握住了两截“冰柱”。
等待4个人的是一场亡命般的恐怖撤退。风雪无休无止，人们在及腰深的积雪中挣扎，却无法找到C4营地的位置，只能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在冰洞中痛苦地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莱昂内尔·泰雷和加斯顿·雷布法特（Gaston Rébuffat）患上了雪盲症。拉什纳尔的精神已经崩溃。他赤裸着双脚在雪中游荡，喃喃地说：“我要马上下去，是立刻马上。”
安纳普尔纳网开一面。天气转晴，绝望中的探险队找到了C4营地和夏尔巴人汇合。但痛苦远远没有结束。赫尔佐格的情况很糟。有的时候人们背他下山，有时候他被装在一只柳条编织的大篮子里，有时候是雪橇，还有时候是担架。一次，他摔倒了，肿胀的双脚又碎了几根骨头。一次，人们脚下的雪地瞬间塌陷，一根绳子救了他的命，也从他溃烂不堪的双手剥下皮肉。每天扎营时，随队医生把长长的针头扎进赫尔佐格和拉什纳尔的腹股沟和肘弯，将盐酸普鲁卡因、止痛药和盘尼西林注入动脉。这时候，人们就会在寂静山野中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
医生修剪坏死的皮肉，进而不得不绞断残指。等到人们终于到达安全地带高拉帕（Gorakpur）时，赫尔佐格失去了全部的手指脚趾，拉什纳尔也失去了全部的脚趾。
1951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赫尔佐格口述了《安纳普尔纳》一书。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本书卖出了1100万本，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登山书籍。人们一面惊骇于那些残酷的细节，一面被牢牢吸引，走向山野。
英国山野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少年时代常常在祖父母家度假。祖父母的林间小屋就坐落在苏格兰高地凯恩戈姆山脉上。祖父是一名喜欢登山的外交家，他向麦克法伦展示他攀登喜马拉雅山脉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以及三英尺长的木柄冰镐和陈旧的铁质冰爪。但真正让麦克法伦痴迷上登山的是祖父的书架。在一个假期，他把《安纳普尔纳》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少年心中热血沸腾：“和能够站在高峰上寥寥几个平方米的雪地上相比，脚趾和手指又算得了什么呢？”
失去脚趾和手指的恐惧不能阻止人们上山的脚步。死亡也一样。
少年麦克法伦在山中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攀登8000米的巨峰不再只是登山精英的朝圣。技术进步让人在面对山野时有了更多的可能。60年代到70年代，各种登山装备纷纷革新。尼龙绳索大大提高了登山的安全性。岩钉和固定绳索的使用让攀登变得更容易。1976年，GORE-TEX面料接到第一批商业订单——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兼具防水性、透气性和防风性的面料。80年代，更加防冻保暖的塑料靴出现了。氧气瓶也变得更轻便。80年代初，珠峰攀登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已被攀登过不下100次。
1985年，美国人理查德·巴斯（Richard Bass）在一名年轻的登山向导和夏尔巴人的帮助下登顶珠峰。巴斯时年55岁，是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在那以后，攀登珠峰的图景变了。1996年，美国记者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受美国《户外》杂志所托，报道日渐兴盛的商业登山。为此，克拉考尔加入了一支商业登山队。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队友、49岁的病理学家西伯恩·贝克·韦瑟斯告诉他：“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理查德·巴斯的成功令人鼓舞。迪克向我们证明，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只要你身体比较健康，手头也比较宽裕。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挤出时间，并且和家人分开两个月。”
在这支探险队伍里，还有47岁的联邦快递东京分部的人事主管，56岁的麻醉师，34岁的出版商和心脏病专家，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克拉考尔惊讶地发现，与人们的乐观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人常年在健身房，很少在山里训练，更缺乏高海拔攀登的经验。人们带着崭新的登山鞋来到珠峰，还需要练习基本的攀冰技巧，甚至不会穿上冰爪。1996年春季，共有30支探险队蜂拥至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探险队。
1997年，克拉考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被陆续翻译成了19种语言，是继《安纳普尔纳》之后最畅销的登山书籍。书中记录的故事比赫尔佐格更为残酷。1996年5月10日，克拉考尔成功登顶并安全下山。然而数小时后，19名登山者在下山途中被困于暴风雪，12人未能生还。
遇难者里包括道格·汉森（Doug Hansen）和他的向导、登山家罗布·霍尔（Rob Hall）。道格·汉森做了27年邮政工人，为了能够支付登山费用，他在建筑工地兼职，没日没夜地干活。1995年5月10日14：30，他第一次跟着罗布·霍尔爬到珠峰南峰，尽管世界之巅近在咫尺，但为了安全下山，他做了极为艰难的决定，听从霍尔的劝说掉头返回。1996年，汉森之所以还会来到珠峰，是因为霍尔给他打了“十几次”电话，劝说他再试一次，并且给他提供了很大的优惠折扣。
汉森告诉克拉考尔，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时隔整整一年，1996年5月10日再次冲顶那天，汉森的身体状况很差，在走出营地几个小时以后，他突然决定调转方向下山。克拉考尔看到，霍尔追了上去，他们交谈了一阵，汉森重新走上了登顶之路。作为一名杰出谨慎的登山家，霍尔曾经向全队宣布，如果不能在下午两点前登顶，无论如何都必须下撤。可是这一次，他食言了。他独自在山顶等待汉森。直到下午4点，另一支队伍的夏尔巴人向导在下山时看到，霍尔让汉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爬完了到达山顶的最后12米。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16：30以后，霍尔两次通过对讲机告诉人们，汉森无法行动，他没法把对方带下顶峰之下落差12米“希拉里台阶”大岩壁。而且，他们没有氧气了。夜色将临，暴风雪咆哮而至。人们两次恳请霍尔做出唯一可行的选择——放弃汉森，自己下山。他拒绝了。
三年前北京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在被窝里通宵达旦地读完了这个故事。四周温暖的黑夜退去，群山向我涌来。我掉进了另一个世界：氧气面罩下粗重的喘息，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打在脸上的雪粒，零下70摄氏度的酷寒，绝壁、深渊。
我被严酷的自然和更严酷的死亡震惊了。但和少年麦克法伦感受到的一样，痛苦和死亡激起的居然不是惊恐。我为汉森和霍尔落下了眼泪，心头继而升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壮丽，牵引出走近山野的冲动。我想，这种感受并不只属于我。事实上，尽管克拉考尔旗帜鲜明地反对商业攀登，《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却成了新的传奇，进一步点燃了普罗大众对登山的热忱。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股强劲的吸引力其实来自一种好奇：何种事物能有如此魔力，甚至连死亡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之一搏？
我相信顶峰本身不是一个确凿的答案。8848米看到的风光和8749米（汉森曾经到达过的南峰的高度）有何本质不同？它唯一意义是地理上的极致。许多登山家都坦言，他们在登顶后并没有遭遇狂喜。克拉考尔描述他在世界之巅的感受：“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我的智力严重下降。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我阅读美国登山家马克·德怀特（Mark F. Twight）写的指南《极限登山》，终于被一句话点醒：“人类最伟大的壮举就是生存。”我突然明白，种种传奇中那难以言表的壮丽或许就来自人在自然伟力前爆发的强大生命力。一切艰难困苦甚至死亡都不过是注脚。这是极限的意义，它带来了现代生活中罕有的体验，让一个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1970年，美国大岩壁攀登的开创者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和他的搭档迪安·考德威尔（Dean Caldwell）成功挑战了从未有人登上的“黎明墙”。黎明墙是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酋长岩上最知名的一条攀岩线路，也是最陡峭、最光滑、距离最长的线路。他们从10月23日开始攀登，带了12天的水和食物。爬到一半，暴风雨袭来，他们只能坐进悬垂在岩壁的吊帐等待时机。很快，口粮被延长分配成两周，之后又变成三周。11月11日，公园管理处认为他们不再可能活着上去，派出了一支搜救队。哈丁与考德威尔坚持要求救援队撤退下去。
桀骜不驯的考德威尔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塞进罐头里，从岩壁上扔下来：“我们一定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惨、最愚蠢、最冷、最臭的可怜虫。但我们还活着，真正地活着，正如少数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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