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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近期大大加速了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脚步，前不久接连召开三次峰会（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7）、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和“拜登-欧盟领导人峰会”），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已就所有涉华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可谓将当前中美关系中“该竞争的竞争”一面发挥到近乎极致。在这种背景下，有中国学者提出应重视中美之间“结构性权力”之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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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召开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被认为是美国加紧联合盟友针对中国的标志性动作。（AP）
7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发林将国际金融权力解释为“在货币体系和信贷体系中所建立的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并将国际金融权力划分为4种类别：关系性权力、制度性权力、观念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
张发林认为，结构性权力是国际金融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类权力。他举例称，美元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结构性权力。“比如说，一家中国企业生产的1支铅笔，卖到美国去一定是用美元结算，因为人民币美国买家不接受。假如这支铅笔卖了1美元，这1美元就流到了中国，账面上中国形成1美元贸易顺差，美国形成1美元贸易逆差。卖的铅笔越多，就有越多美元进账。不过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会大量持有美元，毕竟生产经营中更多是用人民币，那手里的这些美元怎么办？要么拿去买别的东西，要么就去银行兑换自己需要的币种。”
“几十年来，大量的美元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汇‘外汇储备’。中国目前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领导层也需要考虑怎么让这些钱保值、升值，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最安全的渠道还是美国金融市场。于是这些钱又通过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方式又流回了美国。”
“也就是说，这些美元通过贸易渠道来到中国，通过投资渠道又流回美国。”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不仅在中美之间上演，也同时在美国与世界多国之间发生。当这个循环一旦建立，当美国需要“救市”的时候，只需要让美联储干一件事——开动印钞机。“经济学告诉我们，大量印钱的最大风险就是引发通货膨胀，而由于目前60%的全球贸易都使用美元，也就是说全球储备货币中的60%都在使用美元，理论上讲，美国至少可以将60%的通货膨胀分散到全世界去，所以美国不需要担心印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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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林表示，目前为止全世界大概有60多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在不同程度上“盯住美元”的，这就是美元的结构性权力的最明显表现。
“换句话说，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必须是这样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显然对美国之外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中，美国单边政策的调整就足以改变双方的地位。”
那可不可以不用美元？历史上也有国家做出过这种尝试，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但这样做会引发两个后果：第一，该国可能真的会与世界经济形成某种被动脱钩，毕竟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第二，该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即金融制裁。
“说回到中国如何提升在国际金融中的结构性权利，就变成了一个很头疼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已经有所变化，以前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官方的用词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加了一个‘慎’字？可能就是考虑在目前（中美关系所处的）时间节点上，如果还去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否会激发中美在金融层面上的对抗加剧？”
如果真的发生中美在金融领域激烈对抗，那么上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海湾产油国与美国发生的事，80年代日本与美国发生的事，都是鲜活的例子。“70年代，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能拿上台面不能拿上台面的手段，跟中东地区那些海湾产油国签订了各种协议，核心就是石油出口以后都使用美元结算，美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放开投资门槛，产油国赚到的美元都可以投资到美国，给你增值的空间等等。这样就一举确定了‘石油美元’。80年代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广场协定就更典型了。”
张发林强调，在今天这个节点上，中国如何在国际金融领域提升自身的结构性权利，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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