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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永苹
该写写费兰特了！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对笔者的写作产生过如此大的冲击。就是那种以最为真诚但是内行的方式，让你对于写作这件事情拥有更加透彻的认识，同时又能给你巨大的信心去完成自己的作品。
费兰特其人，连同她的许多作品，相关情景，都宛如一次洗礼，给你的精神以振奋的养料。即使你从未读过费兰特的其他著作，你也能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些写作的方法，还有那些处理细节的方式，更加重要的是，你将得到那些对于写作最宝贵的动机和初衷的审问。
费兰特丰富而富有卓识的写作观念也将对你大有启发。这种启发不是知识性的，而是从本质上让你对写作这件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一名女性写作者。
从女性的体验中独立深挖1992年，以“埃莱娜·费兰特”为笔名的一位神秘人士登上世界文坛，开始接二连三地发表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在其作品引发热情的关注的同时，这位神秘作家也屡获殊荣，但是，这位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让人倍感神秘，TA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一位业已成名的作家为了避人耳目而另取笔名发表，还是，一位初出茅庐即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天才新人？TA究竟是因为何种原因而隐姓埋名，将自己成功地隐藏在读者的视野之外？
一系列对于费兰特身份的谜思就像是一团未解的谜一样弥漫在了整个出版圈和读者的心头。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烦人的爱》（1992年）开始，到后来的《被遗弃的日子》（2002）《暗处的女儿》（2006）到被统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写作跨度是2011至2014年），费兰特展开了一幅丰富的那不勒斯女性世界的画卷。
她采用一种对女性世界的感知进行深入发掘的写作方式，笔下的女性充满鲜活的个性，擅长打破女性作为“客体”的刻板成见，呈现出一种连女性本身都十分惊讶的“新的女性”自我。
费兰特是神秘的。在她的性别成谜的时期，有人甚至怀疑她很有可能是一位男性作家，但是当她在随笔集《碎片》中坦承自己的女性作家身份之后，人们不再怀疑她的女性身份，虽然人们依然不知道她的样貌和她的其他具体生活信息。
如果说从她的小说中，我们只能看见戴着面具的作家，那么从《碎片》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窥见的则是去掉“面具”、作为女性作家思考的费兰特的精神面貌，窥见她脑中所想，揭开她所建构的丰富而且深入的女性世界的秘密。
除了写作的技巧和思路等启发之外，从《碎片》中，我们更加能看到的是费兰特清晰而强悍的女性写作观念。
费兰特坦言，自己是从《烦人的爱》（Troubling Love）这部小说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小说的调子。“之前的许多年是很辛苦的，（我）写了一些让人不满意的故事……那些小说都是仿照其他范例写的……后来，突然间我的写作有了正确的调子……”
在《烦人的爱》中，费兰特书写了一种惯常不被我们察觉的爱的样态，即母爱中那些令人难以启齿的厌烦。与以往的小说家不同，费兰特依靠自己的感受来书写自己认为正确的和值得书写的故事。
她写母爱，她诠释的母爱是复杂的，是分层的。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慈祥的、充满奉献精神的母爱不同，或者说她不惮于写出那种难以言表的东西，“厌恶”这个词的确令人不适，似乎与“爱”的意思背道而驰，但却因此直抵核心。
小说中女主人公迪莉亚一直被母亲的爱折磨着。自从母亲死前的一通电话开始，迪莉亚就开始了对于母亲的隐私的回访之旅，同时也揭露了自己童年遭受的侵犯的往事还有她们最终用谎言对母亲施加的“迫害”。小说中，一个毅然走上与母亲相反道路的女儿，在母亲死后，穿上了女性化的红裙子，并重新理解了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费兰特总是敢于挑战读者的认知结构。“我把书中的主人公置于一种我写作时都无法忍受的处境。”费兰特的小说直面女性的真实处境，去除了乌托邦似的对于女性状况的想象，而是企图呈现最为真实的境况。
在她的小说中，男性角色往往是压制性的，女性们因被压制而躁动不安，母亲们总是想脱离自己的养育职责，女儿们总是想逃离母亲的束缚。“我想讲出真相，包括那些最阴暗的一面。”费兰特说，“写作应该进入一条艰难的道路。”
女作家的写作是次要的吗？长久以来，我们看够了太多男性小说家对于女性的想当然的臆断。“庸俗的女人”“贪婪的女人”“神经脆弱的女人”“性欲旺盛的女人”……我们看惯了经典作家笔下的女性：托尔斯泰的安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而今，我们更想看看女作家如何诠释自身。毫无疑问，我们更希望把写作女性自身的权利交还给那些有能力将女性整体真实丰富地呈现给世界的女性作家，费兰特就是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女性作家。
费兰特的小说世界是全景式的，具有一种极度克制自省的强悍特征。强悍，不应当只是属于男性作家的风格特征，女性作家同样可以塑造强悍的人物形象，并且在小说语言上拥有那些以往属于男性小说家的溢美之词，譬如：理性、克制、冷静等等。
纵观女性写作的漫长历史，不得不说，的确存在一种男性化的观念，认为女性写作是小情调的，是琐碎的，因此是次要的。正如伍尔夫所说，“足球和运动‘非常重要’，而追求时尚和买衣服则‘碎屑无聊’。”这种看法顺理成章地就会被放置到文学评论标准上来。
当然，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女性写作状况相对于以往时代的女性已经好很多。最起码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发表作品而不会被攻击说“作风不良”。但是一些加诸女性写作上的观念，却像男权制度的幽灵一样飘在女性写作者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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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男性青年诗人在书店里伍尔夫的作品前大放厥词说：这娘们儿所写的都是一些“小儿科”的东西。他那种对于伍尔夫的不屑，令同为女性的我十分不适。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同为女性这样的性别原因，就对异性批评女性作家不满似乎有些欠缺理智，（文学不应当是无国家无性别的吗？）但是，的的确确，他那种对伍尔夫的不屑，触碰到了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自尊，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对于女性写作的刻板成见：为什么一个像伍尔夫这样如此伟大、如此得到公认的女性文学大家，还会因为风格的所谓“女性化”“琐碎”而受到贬损呢？如果仅仅是从写作技术上轻视别人那倒是同行之间的自然批评，但是如果仅仅从她写作的风格上不同于以往的男性作家树立的标准，就抹杀了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的艺术探索的功绩，我想这并不是可取的。
“我们受到了过多的限制，这些限制会抹杀我们的欲望和野心。”费兰特也深深感受到那种出于女性性别原因而受到的“限制”，尤其生活在那不勒斯那样的城市，可以说，出身于底层的费兰特，对于男性的理解基本上都是那种企图要压制女性的形象。“女性周围总是会形成一些限制她们的东西……这些界限是其他人设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假如不遵守这些界限的话，我们会非常羞愧。”
那么，今天作为一名有志于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的女性，我们究竟应当以何种姿态去坚定自己的写作道路呢？
作为女性，我们应当如何写作？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当中，女作家拉斯“以反讽的方式”写了一份“抑止女性写作指南”，以此尖锐地指出和批评那些施加在女性作者身上，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社会阻力。譬如，阻力重重、自欺欺人、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等诸多方面对那种惯常的贬低女性写作的态度进行了归类。
这是一种对男权思维的病例分析。那么，如何在这样的一种不良的环境中，重塑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每个写作者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正如在《碎片》中，费兰特所言：“对于投身写作的女性，她需要对抗来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应该被自己的公众形象所束缚，她需要全心全意投入写作，无论是在表达还是在策略上，都要尽量自由，不受束缚。”
如果说《碎片》一书给我们广大女性写作者以何种启示的话，我想那就是对于一种女性化写作的坚守。那就是在女性自我的空间内部进行挖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要写的难道不是那些被叫做女性的人类共同体的人吗？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练就那种能够深入挖掘女性自身世界的能力，真正抵御那些对于女性写作的刻板成见。
可以说，女性自身有能力去建构一个真实的文学中的女性样貌。女性，从来不是被完成的，而是即将被写出的。就像费兰特那样，以自身的探索来重新给予我们认识女性的新的可能。
当被问道：你认为女性的写作根基比较弱吗？费兰特坚定地回答道：不是，完全不是。“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一种简洁、清醒、强悍的女性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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