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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明明，目前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高管，我已经70岁了。时代的流变和自我的选择让这70年时光虽不安稳，但却丰盈富足。
上山下乡、从商、自费出国留学、找工作，从一个翻译做到跨国公司亚洲区总裁，我从未放慢步伐。现在回头看，很多人说我的经历惊人，其实都是我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来的长度和厚度。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团中央机关大院里。父母都是团中央的青年干部，我母亲在《中国青年报》，我父亲在中央团校。我是我们家老大，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和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
虽然父母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生完我的时候两个人还年轻，工作又忙，管我比较少。他们把我放在机关大院的全托幼儿园里，只有周末才接我回家。有的时候抽不出空来，还让别的孩子家长顺带把我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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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周末父亲从幼儿园把我接回家，在机关大院的后花园给我拍的。
我从小就个子高，也算比较淘气的，净跟着男孩子们一块儿，爬上爬下，带头在机关大院的果树园子里爬树、偷摘扁桃。
我爸最开始在团校做哲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当副校长，年终总有大家给他提意见的环节，提给他的19条意见里，有17条都跟我有关，全是我淘气的事儿，带着大院里的孩子到处闯祸。我爸听到后，一回来，我就挨顿揍。
家里三个孩子，我爸最喜欢我，对我也最严厉。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爸反馈说，你这女儿，挺标新立异的，意思是鬼点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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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周末父亲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在大院里抱着我拍的合照。
女孩子们都爱打扮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稍微知道点时，就拿着铅笔画眉毛，也是挺难看的。小学到初中，女孩都穿裙子。我从来不穿裙子，穿个短裤背心，一到夏天放暑假，就去院子里的游泳池游泳。一个夏天下来，同学们一见我，都说，刘明明怎么是黑的？只有露出个牙是白的。
我不是乖乖女，性格活泼好动。有时候母亲带着我上街，有人看到我说，你这女儿怎么不送去学学跳舞，个子高，腿又长。我父母肯定是不愿意的。小学五年级，部队的舞蹈学校上我们学校来挑人，让学生们在操场上做操，看看哪个学生体形合适，结果把我挑上了。全校被选中的就我和另一个男孩，一男一女。
第一轮考试我通过了，回家后父母就知道了，那个时代对文艺的看法和现在不一样，总觉得女孩子专门学唱歌跳舞不正经，不同意我去。后来第二轮考试，我是自己偷偷去的。
我就是这么个特点，没什么顾虑，只要你叫我，我就敢去做。还有就是叛逆，就像考舞蹈学校，也不是说我对舞蹈多么热爱，只不过是觉得好奇，况且家长不让去，我非要去试一试，越不让做的事，越想去做做看，也没什么害怕和担心的。
本来挑选的是民族舞的考生，考官说我的腿偏长，让我试试芭蕾，我从小就没学过这些一板一眼的，像个野孩子似的，哪里会芭蕾，硬着头皮走了两步，没考上。虽然没考上芭蕾组，舞蹈学校还是派人上我们家去了，说我岁数小，还能培养，又看看我父母的身材胖瘦做参考，就这样，我们家还是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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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刚上初中时，我和妹妹的合照（左边是我，右边是我妹妹）。
搞文体活动我擅长，跳高、跳远、打篮球、乒乓球、参加体操队，哪样都还行，但学习很一般。上小学、初中时，家里妹妹当上中队长，弟弟当大队长，唯独我，什么“长”都不是，最后老师推荐我当小队长，为什么？因为发现我擅长体育，是个“孩子头”，男孩女孩都愿意跟我玩。
1966年，我刚上初二，十年动荡期就开始了。我报名去内蒙插队，那一年我16岁。走之前，我去看了我爸一趟，他当时在北京郊区的农场里干活，我跟他说，我要上内蒙了，他眼圈就红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哭，这是第一次。他只说了一句话：去那儿一定要小心点。等分开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实在是憋不住了，坐在路旁的农田里，嚎啕大哭一顿。
到了内蒙，我们九个女生在一个集体户里，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一个女生去了就开始哭，看她一哭，剩下的全哭了，唯独我没有。我到了农村，觉得一切都新鲜，让我干活就下地干活，做什么我都适应得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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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突泉县工作组时的合影（第一排右二是我）。
我身体壮实，地里的活，不仅学得快还干得好，有时候男劳力不够了，也把我叫去。有一次干完活洗手，我一撸袖子，妇女队长看到了说，你胳膊这么细啊？那你怎么会这么能干？我说，我会使巧劲。
后来当地人都发现我还挺灵的，当地农民也比较喜欢我。大家晚上回去后在屋里聊聊天，我就跑去关系好的农民家里，看她踩缝纫机，我也跟着学。学会了缝纫机，我就会自己剪裁了，这就学会了做衣服。
干活我都拿一等工分，在集体户里属我工分最高，后来被选为妇女队长。骑马、赶车我也都会。到了18岁，就从一群知青里选中了我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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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第三年，我去公社开会时，坐在河边看看书。
入党后，我被选拔到县里工作，没过多久又被推荐上学。当时还没恢复高考，都是推荐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去念书。我22岁，被推荐到长春念中专，在长春电力学校学电器仪表，是个偏工科的专业。
在电校时，我认识了我先生。我们是同学，他也是北京人。我们北京的几个同学常聚餐，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熟悉了。
他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我生长在机关大院，对四合院生活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经常聊小时候的生活，他还带我上他们家去，一看四合院里的大爷们光着膀子，我都傻了，从没见过，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追求我，我就自然而然跟他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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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春电校读书时，放暑假和先生去湖边玩，他给我拍的照片。
1975年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吉林前郭县的一个电厂仪表车间，工作了两年还被提拔成为车间副主任。两年后，我的父亲也平反了，就把我从东北调回北京，安排到了农业部党校下属的一个电影制片厂。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先生参加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不同意我和他搞对象，结果他发奋考到北京工业学院，就在我工作的电影制片厂对面。我爸一看，这小子有种，也就不反对我俩谈恋爱了。
我在电影制片厂干了三年。说句实话，我在那儿表现得不太好。我在行政部门，实际上没多少工作，外加结婚了后，又怀孕生孩子，被卷进了家庭琐事中。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讲朴素，我爱自己做时髦的衣服，在穿着打扮上也就显得格格不入。要是为人低调点也好，但我偏偏不是这么个性格，不太符合当时机关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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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生了我女儿之后，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我不想以后一直做行政，想做点专业的东西。单位有公费学习的机会，我在计算机软件学校上了两年大专。学完后没过多久，我就从单位里“逃”出来，自己一个人跑海淀区电子一条街去了。
我去应聘销售经理。面试时一问到年龄，我说我35岁了，人家说，我们要年轻的，不要你这个岁数的。我立马给人家摆出来我的条件和优势。在这里，要面对的都是成熟的客人，我在城市待过、在农村待过，也在工厂工作过......经历丰富，各样的人我都了解，也能接待，这些就是我的底气。
没想到，领导正好路过，听到我这么说，他立马拍板，让我留下，负责做销售和客户关系。这家公司是四通，在那条街上也是大公司。只是业务比较单一，没干多久我就跳槽到这条街上另一家公司，虽然规模小，但让我负责更多事务，后来还让我做了办公室主任，进货和客户安排都要参与，更能锻炼能力。
在那条街上，我挺出名的。当时还年轻，又高又瘦，又爱时髦。有时候骑车在大街上，有的人看到我穿得好看，就骑着车追着我问：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啊？当时哪里买得到啊，是我把进口旧地毯拆了，用筷子和毛线，三股拧成一股，织出来的大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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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生完女儿，我穿着自己织的花针毛衣推着她在外面散步。
在电子一条街干了两年多，遇到一个出国念书的机会，我和先生都很想去。但当时留学需要自费，家里的钱只够一个人出国。我弟弟已经去德国留学两年了，我跟我先生说：你也得去。
我先生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完本科后，又念了研究生，毕业工作一年后还想继续读书，我很支持他。年轻时我读过马克思相关的书，把他的夫人燕妮视作榜样，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先生做什么，我就要扶持他。
德国学校不收学费，费用只有书本费，还有在国外吃穿用度、租房子等生活费。我们俩的工资，加上父母的补贴，又找亲戚借了些钱，前后凑了人民币3000块，大概500马克，给先生带着出国了。送走了我先生，我一个人在国内赚钱、带孩子、还债。
一年后，我弟弟回国了，告诉我说，我先生在德国有情况了。我一听，一下就傻了，特别受打击，在家消沉了三个月。冷静下来，才意识到我们俩在生活上虽然是伙伴，但本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不能依赖他，他变好了我不跟着变好，在精神上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想通了之后，我立马决定，我也要出国长见识。1989年底，我38岁，在月薪普遍几十块的年代，底薪和销售提成加在一起，我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块，我把这些钱都换成美金，报了德语班，学了两个月德语，飞去了德国。
我先生当时在德国帮教授做课题和项目，在留学生里收入算高的。他跟我说，你不用出去打工，待在家里就行。我没为之前的事跟他吵，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一定要注册念书。念书的同时，我开始在德国打工。我先生提醒我说，这地方是德国，中国人要想生存可不那么容易，尤其我还是女性，快40岁了，这个岁数更加难找到工作。我什么都不听，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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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和先生在德国卡塞尔市街头的合影。
我不把精力花在没用的事情上，只学有用的东西。德国大学里有些课，我觉得没有实用性，就不学了，一个星期拿出两天来，出去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挣点生活费，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学语言，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德国社会。酒店、餐厅、计算机公司......这些地方我都干过。
德国酒店的房间分不同层次，我能接触不同的人；后来在艺术展览会打工，做艺术品的维护和讲解，接待各国前来旅游的人，法国人、奥地利人......为了能跟游客更好交流，我还学了英语。这个过程也是我接触不同文化和社会不同层面的过程，积攒了不少社会经验。
我是个穷学生，还是中国人，算是德国社会的“底层人”，出去打工经常受歧视。在酒店打扫卫生，领班总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干。而且我德语水平不好，洗碗机也不会用，一起打工的人都瞧不起我，比较受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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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父母来德国看我和先生，我穿着自己做的米色风衣，和德国一对医生夫妇走在街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为了学好语言，我还没事就上商店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店员看到我，觉得我想买，就会跟我解释，颜色、尺寸，这些用词在这个过程中就熟悉了。去的次数多了，老不买也不合适，最后我就买一双拖鞋，价格最便宜。
另一个我惯用的办法是：问路。在问路的过程中，老外会特别友好地跟你讲解。有时候我出门采购、看医生，不认识路了，就用这个办法，顺道练练德语。我在德国的第一个好朋友就是问路认识的。他叫Peter，人特别友好、热心，是一位小学数学老师。我们成了朋友后，他还带我去他亲戚家做客，帮我融入德国人的生活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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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德国同学聚会的照片（中间穿红衣服的是我）。
在德国学习、打工了四年左右，我想找份正式的工作。我念的是计算机软件专业，这其实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初选这个专业完全是考虑到，先生喜欢什么我就学什么，我得能够理解他、帮助他，不希望我在他那里落伍。但要想站稳脚跟，我得干自己喜欢的事业。
当时好多中国人在德国的公司里也就做个小助手，画画图、写写信。这种工作，不适合我这人，我喜欢啃难啃的骨头，想闯一闯，做出点像样的事。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德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成立分公司。我德语学得差不多了，又会中文，去这样的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肯定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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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德国之后的两年，我和先生的收入稳定了，就把女儿接了过来。
那时网络还不像如今这么方便，要查哪些德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市场，必须去找德国政府部门要相关清单。我也顾不了太多，径直就跑到卡塞尔市政府企业部去了。政府工作人员一听，我就是个学生，一口就回绝了，说没有单位的介绍信，这个名单不能随便给。
跑一趟不行就再跑，直到第三次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个工作人员看到我就笑了，他说，你又来了。可能是被我的诚意感动了，他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有197个中小企业。
我挨个给上面的企业都发了自荐信，一共发了197封。收到了六封回信。其中有一家是中德合资红塔兰鹰公司。他们当时在跟玉溪卷烟厂谈合资，需要一个懂中文的翻译跟着去云南谈判，去完这一趟，我就留在公司做了翻译。在这个公司还不到一年，我就当总经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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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企业家褚时健当时是红塔集团董事长，他来下属的合资公司考察开会，我接待了他。
其实也是临危受命，公司和玉溪卷烟厂的合资厂在云南建水，一个贫困县，当时没有高速，沿着山边小道要开五六个小时才能到，根本没人愿意去。我帮着谈判、落实项目，领导觉得我挺努力、也挺能干，公司总经理出了问题后，就立马让我顶上去了。
我一边干，一边学，将厂里1400多个工人缩减了一半，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企业发展得非常好，我上任的第三年，被评为云南十佳优秀企业。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干到这么高的位置，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下决心要做更多的事，只能继续往前走，再回不到那种家庭妇女的位置了。
在和其他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有公司看上我的能力，想把我挖走，我后来任职的福伊特造纸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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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在红塔兰鹰公司任总经理时的工作照。
企业发展了，需要扩建，购买进口设备。我立马带着团去考察，在德国福伊特公司待了三天，交流参观。考察结束，我突然接到了福伊特公司副总裁的电话，说想见见我，请我吃饭。
吃饭过程中，对方突然说，如果这次合作成功，就给我2%的返现。这个意思是要收买我，我马上回绝。他又说，要不送你一个大礼包。我生气了，我说，要是这样，这饭我也不吃了，你们请回吧。后面一个多小时，我们聊的都是设备。
吃完饭临分别，他终于开口说，Miss刘，希望你加入我们，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才知道，前面那一茬是他们在试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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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时任德国巴登弗腾堡州的州长和时任德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席访问中国，来福伊特中国办事处参观。
虽然最后因为竞价方面的原因，福伊特没有拿到项目合同，但他们坚持邀请我加入。我认真考虑了，我在红塔兰鹰公司的业务已经很成熟了，我的离开不会给公司带来太大的影响；而这家德国公司福伊特还没打开中国市场，对我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有兴趣。
当时办事处有八个人，首席代理是一个德国人，在他之前是一个奥地利人，从来没有中国人坐过这个位子。面试时，总部HR提出安排我做副手，我没有同意。我会两国语言，了解两国文化，为了抓紧时间、提高效率，我要全力以赴地干，就需要决定权。为了公司利益，也要充分发挥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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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公司和国家发改委境外经贸委合作市场换技术，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合作签署会议。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大型的水电发动机和造纸设备。公司高层里，男性特别多，基本都是工程师，搞设计研发、画图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基本上都是博士，只有我没个正经的学历。在他们眼里，可能我只能做个秘书，所以当时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获得认可。
最开始，很多副手都不服气我，他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向一个中国人，还是女人，汇报工作，总想方设法地避开我。没问题，我不强求，我一心都扑在拿商单上。
我和公司其他高层领导一起，世界各地到处飞，一下飞机立马就能开会，在体力方面跟男性没有太大差别。在语言方面，中文、英文、德语我都能说，能拿下他们拿不下的订单。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站在女性的角度，给到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一来二回，他们服了，乐意跟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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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事在做开董事会前的最后准备。
除了性别认同上的困难，在福伊特造纸公司18年，有很多困难期和平台期，我要一次次去突破自己。我没读过商科，当上中国区总裁后，明显感受到在管理理念和理论上都需要提升。
2004年，我53岁，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了EMBA，利用周末时间来补课、充电。上课时其他同学都看不出我年龄多大，以为我就40多岁。
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当时在中国市场的很多外资企业觉得情况不好，都开始撤退，整个商界像是世界末日来了似的。
可能因为经历过大大小小不少事，面对大危机时，我可以很快冷静下来，提出了不退而进，亚洲布局。低价收购了几个工厂，建立起销售点。我到处考察，亚洲区板块被快速建立起来了，2009年，我被任命为亚洲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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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开完董事会后的合照，我是董事会里唯一一位女性，还是亚洲人。
在职场上打拼多年，我几乎处于一个忘我的状态，有时候身体也置之度外了。2010年，我59岁，去山东谈项目，晚上在酒店外夜跑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招标竞价的事，结果一脚踩空，右脚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左腿整个韧带撕裂。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没时间静养，有事做，我心情才能开朗。为了拿下大单子，我坐着轮椅去开会，拄着拐杖坐飞机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在一个项目的山东成立典礼上，我发言和合照的时候，就把拐杖扔了，业内评价我：这女同志，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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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伊特公司工作的最后两年，我兼任芬兰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我过生日时，董事长给我送花。
这么拼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有出问题的一天。2012年，我的身体终于开始抗议了。2012年8月，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做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有患妇科肿瘤的可能，12月照完彩超，医生说情况不好，立马给我安排了取样手术，做切片分析。
做完手术第三天我就飞去德国开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当时心思都在开会汇报上，助理联系不上我，直到女儿往我手机上打电话，我才接。电话刚接起来，女儿就在那头哭，含含糊糊地听见她说：妈妈，你得癌症了，中期了。我当时听完其实没想太多，虽然汇报结束了，但我还有个结束语要说，我还记挂着这个。
当天晚上，我单独跟领导汇报请假，说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检查出癌症了，需要尽快回国接受治疗。我领导一听，马上安排，让我直接在德国把手术做了。
肿瘤切除手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在德国做完后，不能立马坐飞机。我休息了两周，就飞回中国。德国的大夫要求我至少在家休息半年，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就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有时候召集公司的人来我家里开会，有时就公司电话会议。
我在福伊特时，和同事们开会，讲解年度指标。
好在手术做得比较干净，不需要做化疗，比较幸运。事后我也仔细考虑我的身体健康，更年期的时候，理应是好好休息、自我调整的阶段，而我的事业正处于爬坡期，心里总记挂着事，情绪波动也大，这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
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将职场上的情绪和雷厉风行的性格带到生活中，这也直接导致了有段时间，我和先生之间关系紧张。他在德国边工作边带孩子，我在国内闯天地，彼此之间情感上的交流和连结一度非常少。直到他也回国自己开公司，从零起步，体会到我的不容易后，开始慢慢理解和体谅我。
有两次，我偶然听见他和朋友们聊天时提起我，说我肯吃苦，敢想敢干，对我很尊重，也很认可。听他这么说，我从心底里高兴，这说明他接受我做事方式、支持我的事业，甚至还透露着点对自己妻子自豪。尊重肯定是互相的，我也提醒自己，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
现在我俩关系特别好，离不开，除了上班，周末休息的时间，我们都得待在一起，我和朋友吃饭也得带着他，我们俩现在是朋友圈子里出了名的感情好的夫妻。
女儿在德国读完大学后，就留在德国工作成家，从小我在她身边的时间少，造就了她特别独立的性格。现在我还有了两个混血的外孙，特别可爱，一休假了，我就迫不及待飞去德国看他们。
2018年，我去德国开会后休假，和先生去看外孙，和女儿一家去奥地利玩。
我经常到处开会，欧洲、北美都去。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允许的话，我肯定会去周边的小摊转一转，去有风土人情的地方看一看，观察当地人怎么生活，了解他们的习俗。一休假，我就会出去旅游，充裕的休假时间一两年才有一次，但反而因为机会少，所以幸福感超强。
运动习惯我近些年一直保持着，好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为了保持身材、保持状态，游泳、骑自行车、跑步，都是我常做的运动，最近还爱上了瑜伽。
每天早上上班前，练一个小时瑜伽，这是固定的，到这个岁数了，我也不挑战高难度，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就行。再一个是，我喜欢购物，喜欢自己设计衣服。从一些年轻人爱逛的商店里淘来衣服，找裁缝改成我想要的样式，我老这么干。
喜欢唱歌、喜欢跳迪斯科、喜欢运动、喜欢购物、喜欢臭美......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真是没怎么变。
这是我和其他奶奶一起参加旗袍走秀时的照片（左二是我）。
我经常被问到什么时候退休？这得看我的状态。现在还在跨国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朝九晚六。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很规律：早上6:30起床，做瑜伽，然后出门上班。因为路途较远，要在车上吃早饭、化淡妆，打电话，到了公司开会、处理邮件等；傍晚6点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出门走路，至少6000步，11点准备休息。
到今年九月，我一直负责市场研究和战略这一块，事情特别多，大项目我还是得亲自抓。好在出差频率低了，身体上的压力减少了一些。以前天南海北地跑，海外、亚洲、国内，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受疫情影响，基本都改成了网络会议。
目前我还不觉得累，越困难的事，我浑身干劲越足。我觉得职场是门艺术，很有意思，像是有些人退休了觉得跳广场舞有意思一样，我的兴趣就在做事。
人生七十载，一路走来看着挺风光，吃的那些苦没人看见。当时倒也不觉得苦，我也不愿意说。现在正儿八经地回忆，才能记起来摔伤了、失败了、留学被人歧视了那些事。
对未来的规划，我向来不做得太长远。就像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我也想不到今天能走到这里。这个行业需要人，我就来，来了就得好好做，就这么简单。踏踏实实是我人生的信条，以后也会如此。
今年五月，我和朋友聚会时的照片。
今年我70岁了，步入人生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年龄段——老年，这意味着要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全球已步入老龄化阶段了，老年人群体占比越来越高，我希望自己能展现出这个群体的自强自立，活得有价值，人生不受限。
注册自己的抖音号，在网络上发视频也是跟年轻人学的。我这些年在职场，是实体工业，网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东西，过去接触较少，但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不能落伍啊，同时我也喜欢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成长。
我就想，我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职场上的事我有些经验，可以通过录视频的方式，把自己的职场经历和经验讲给年轻人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也给他们前进的正能量。
今年五月，我在拍摄抖音视频，给年轻人分享我的职场经验。
没想到真有这么多年轻人关注我，上次逛街时还被粉丝认出来了，我挺开心，这对我来说是种赞同的声音。
现在出门也得稍微注意下形象了。平日在公司里，我是高管，干什么都得端着，受着束缚，一到放假我就想大声说话，把腿翘起来，使劲释放一把。现在休假逛街，我也不敢太释放了，得稍微注意下行为举止。
相比于外在，内在才是真金。我还得多学习、多提高，有意识地去看更多东西。大家开始对我有期望值，我不能让大家失望，这不是压力，是前进的动力。
人生行之至此，眼前能想到的，就是人在职场，尽心尽力，同时进入全新互联网赛，把视频拍好、做好。我把拍视频，传播正能量，当作我人生的第二赛道，这么一想，我不是退休，而是开启第二赛道了，还是干劲满满、精彩纷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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