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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为“中国报道网”的媒体最近刊发了一篇时评文章《落实三孩政策 党员干部应见行动》，在中国舆论场引起了不少关注。
文章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国情、国策意识，从自己和自己家人老年生活需求、国家人口长远发展等多角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积极行动起来，自觉落实三孩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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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国家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是家庭人气增长的需要，也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
文章还援引政府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中国人口现状与未来走势的分析，指出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越来越严重、新生儿数量迅速减少、总人口甚至可能在今年很快迎来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倡议在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国家政策方向的。
不过文章忽略推动这项政策落地的复杂性，集中于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有点片面与脱离实际了。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放开三孩政策，是政策性允许和鼓励，不是强制，这不是一条强制性法律，生不生的权力在公民个人而非法定义务。党员干部作为中国社会中坚当然应该身体力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作出义务性强制要求，进行道德绑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吸取之前强制计划生育年代产生的不和谐教训，要以倡导、鼓励为准，不要搞强制，也不要针对某些特定群体搞道德绑架。
第二，应该把重点放到让年轻人愿意生、生下来养得起上，而不是放到空洞的说教上。
生育率减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和个人意愿以及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转变有关，是很多国家在进入城市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只是中国未富先老，而且生育率降低太快，使得问题更尖锐一下罢了。
在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上，有两点需要中国政府注意，一是要有能切实鼓励生育的配套性政策支持，二是要让每个家庭，特别是年轻人对经济未来建立信心。如果这两点做不到，大家看不到配套政策支持，对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未来也缺乏信心，在一个低迷的经济环境，光靠说教恐怕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甚至还可能会起一些反作用。
在国家层面放开三孩政策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前几天很多省份都出台规定，延长了产妇三胎产假，有些地方还增加了丈夫可以陪休产假的规定，这些政策初衷都是挺好的。可是，如果政策限于此，恐怕不仅不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反而还可能造成对女性就业的隐性歧视，这个问题我们从雇主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在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支持上，不能搞政府请客企业掏钱，把压力转到企业头上，而是要遵循人性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政策措施只要遵循了人性规律，推行起来就会特别简单，反之推行起来就会特别艰难，而且很难获得普遍认同，也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所以，除了出台延长产假等措施，政府还需要尽快在税收、社保等等方面出台综合配套措施，针对用人单位雇用女工，特别是女工在职期间生育，加大税收返还、进行个税减免、社保减免等措施，甚至可以考虑对多孩家庭进行购房补贴，只有这样才能即消除用人单位顾虑，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再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让每个家庭，特别是中国年轻人，不光对国家经济未来，更重要的是对个人和家庭经济未来建立信心。
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崛起很有信心，但是一转到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就心情灰暗，这是不行的，这种信心是不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一定要让年轻人对家庭、个人经济未来建立起信心，这样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活起来，生育意愿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要保护好经济社会活力，鼓励企业家精神，保护好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避免让过于频密的非生产性运动冲击到正常经济运行，经济治理要考虑到个人与市场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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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推动三孩政策，需要有更多配套措施。（中新社）
二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公平社会建设，在宏观上要继续推动减税降费，财税收入应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结构性加大家庭与个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社会增量财富要多向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倾斜，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必须克制住增收税费冲动，压减政府财政支出，让利于民，每年财政收入都远高于平均经济增速的情况要尽快扭转。
现在一说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很多人都会指向资本，认为应该降低资本所得，提升劳动所得，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个调整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是要让增量财富在社会各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分配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在国家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民营或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离退休与在职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要搞得更合理一些，不能让这个差距过大。
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如果存在的太过失衡的收入状况，该降的就要降，该升的就要升，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才能从根本上鼓励人们的生育意愿，解决人口老龄化危机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难，比降低资本所得更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中国相对容易，割自己的尾巴更难。不过好在这个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习近平在刚刚发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把“坚持自我革命”列为中共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现在就看在遇到具体利益时能否祭起这个利器。
说到底，如何推动落实“三孩政策”问题，在根子上还是如何处理好宏观经济利益分配，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问题；其前提是要继续搞好、搞活经济，提升个人与家庭收入，让人们能感受到综合配套政策支持，对经济未来建立信心。要使这项政策能有效落地，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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