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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北大学者的家庭教育:我接受女儿是个平庸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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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06:00:21 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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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资料图/图)  
    丁延庆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回国后,他入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然而,女儿2020年上小学后,这位研究教育的副教授开始焦虑,女儿的学习成绩比自己差远了。  
    丁延庆自诩过目不忘,他回忆自己六岁就背完《新华字典》,并成功从吉林国营农场的农家子弟,进入中国顶尖学府就读,并最终成为这里的学者。同时,丁延庆也是一位“海淀家长”,相较于从小被视为神童的自己,正在北大附小就读的女儿看上去略显普通,2020年小学入学后的一次测验,女儿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2021年年初,丁延庆入驻某短视频平台。他的初衷原本是分享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让他没想到的是,相较于研究成果的分享,自己对女儿教育的吐槽,反而受到更大关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条名为“北大教授对自己的女儿有多无奈”的视频,其点赞数量突破百万。  
    视频中,丁延庆坦承女儿天赋不足。但哪怕戒除和别人家孩子比较的“攀比心理”,他仍然不可免俗地把女儿与自己比较。担心“北大教授的女儿”未来还不如“农民的孩子”。他曾焦虑得整夜睡不着觉。在办公室看女儿写作业,也会急得大吼大叫。后来,他甚至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坚持骑自行车接送女儿上下学,为的是利用通勤时间辅导女儿。  
    视频发出后,丁延庆收到很多反馈。他发现,担心孩子平庸,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焦虑,他的分享让很多人的情绪得以疏解——“原来北大教授也有同样的担心”。而他自己,实际上在视频发出后不久,焦虑已经得到“缓解”。  
    但丁延庆的焦虑并非忽然消失,他作出的选择,是接受女儿的现状。  
    最近,他公开表示,如果两口子都是“清北”的,孩子上清北的概率不一定会高多少。2021年12月1日,丁延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讲述了一位教育学者,在面对女儿的教育时,是如何从对抗到妥协的。以下是丁延庆的自述。  
    只有我的孩子没报班  
    2014年7月,女儿出生了,那一年我40岁。我的本硕都在北大,我的夫人硕士就读于北大法律系,家里不怎么聊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的理念都很一致:放养。我也知道,这种行为也是挺特殊的。  
    教育理念的相似和我俩的生活经历相关。我在吉林西部一个国营农场长大,我的母亲不认识一个字。在学习上我有一些天赋,直到初三,我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中考前学了两个月,我就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我夫人的家人也没管过她学习上的事儿,我夫人还有一个姐姐,读书一辈子都是第一。我夫人刚开始时慢一些,到了三年级忽然开窍,成绩也没差过。  
    女儿8个月大的时候,夫人就带着她到了昆明,和岳母长住。我则一个人“北漂”。  
    两地分居的生活,基本上让女儿处于放养状态。岳母体弱,而夫人那时在政府机关计财处工作,非常忙,几乎每天加班。  
    除了我偶尔到昆明,会教女儿认认钟表,学学26个英文字母,简单了解算术之外,一直到女儿回北京上小学前,六年时间里,女儿在课外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学习上的辅导。可以说,在课外,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教过女儿一个数,哪怕一个字,报名培训班、早教班就更是不可能了。  
    后来,是女儿要求我们给她报一个班。  
    2020年年初,女儿已经在读幼儿园大班,一次我回昆明,傍晚接她回家。路上,女儿突然和我说,班里有一个同学报了10个班。我问,“那你想报班吗?”女儿一脸羡慕地说,“想啊!”我告诉女儿,要回去和妈妈商量一下。  
    人家都报班,只有我的孩子没报班,看着她又失落又羡慕,我和夫人决定,不管怎样,得给孩子报个班。  
    现在想想还是挺贵的,当时我们花了6000块钱,给女儿报了一个乐高班。可惜的是,上了两三次课以后,疫情来了,培训班的人找不到了,这唯一的报班经历,就以女儿搭了几次乐高收尾。  
    没多久,2020年9月,女儿交到我的手上,开始了在北大附小的学习生活。很快,小学老师反馈了女儿的学习情况,我们的“放养”理念,开始遭遇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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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娃”入选《咬文嚼字》2021年十大流行语。(视觉中国/图)  
    被现实狠狠打击  
    2020年9月入学,10月口算测验,女儿是班里倒数第一,第36名。并且,她和倒数第二的差距也很大。  
    附小的英文老师给我看了一段女儿上课的视频。视频中,老师正在用英文和孩子们互动,只有我的女儿一副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理解别人在干什么的样子。  
    此前,女儿在昆明就读的幼儿园,是严格遵守教育部的规定,禁止教授任何小学阶段的东西,但现在到了小学,老师就认为女儿跟不上进度。  
    我开始反思之前的“放养”想法。除了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影响着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外,女儿作为“北大子弟”还有一个优势,是能够直升初中,不存在择校压力。最初,我认为只要孩子玩得开心,跟着学校进度走就行,这下发现我想简单了。  
    孩子实在落后太多,焦虑不可避免地到来。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大意了,是在2020年10月7日。那天,女儿的班上搞活动,地点选在海淀公园,要求家长参加。  
    活动间隙,家长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说着自己孩子背单词的事儿,并称自家孩子能背上千个单词。我不信,聊天结束,我找了一位认识的年轻家长,他告诉我,他们家的孩子真的认识一千多个单词。  
    一直以来,我都不认为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需要什么干预。作为一个北大老师,还是一个教育学学者,我也从来没想过去问别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不过,我焦虑的原因并不在于我是一个研究教育的人,而是我上学时成绩很好,可以说是“一路碾压”。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条件很差。三年级之前,学校大部分房间都是危房,上课只能轮流用那间不那么危险的教室,等到连这种教室都没有了,学校干脆给学生放假,等着新校建成。这一等就将近一个学期。中间碰上不下雨,地面干燥的时候,老师就召集我们到学校旁边的树林里,挂个黑板当教室。但是,跟女儿一样大的时候,我已经能把《新华字典》背下来了。  
    到了高中,我才有机会好好学英语。高中老师是个正经的师范生,上完他的课我才发现,初中学的音标全是错的。  
    1991年,我就这么考上北大社会学系。也因为我从小学习成绩耀眼,像是一个明星,没体会过学习不好的同学在学校里的处境。后来我观察过不同学校里的情况,包括北大附小,学习不好的孩子确实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会受欺负。  
    眼下,北大附小的班里,就我女儿一个人没有早教经历,英语完全“零基础”。我怕她因为落后太多,被别人和自己贴上标签。我决定,要抓一抓她的学习。  
    骑自行车接送“鸡娃”  
    我女儿并不是笨小孩,这一点我观察过很久。  
    她5岁的时候,我拿一首七言古诗让她背。我还记得那首诗总共四句,我大概看两遍能背下来,她要看四遍。我当时一看,虽然这孩子不像我小时候那么聪明,短时记忆还是可以的,上学应该问题不大。  
    在昆明上幼儿园时,我观察到女儿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在上面布置活动,她不听,自己站起来在教室里走动。这一点像我小时候,一节课最多集中精力花5分钟来听课。只不过我过目不忘,一看就会,而我的女儿不是那种很有天分的孩子。  
    海淀公园的交流结束后,我就决定要抓一抓女儿的学习,特别是解决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从家到附小,可以坐校车,坐北大教师的班车,地铁,自己开车或者骑自行车。  
    我选择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带着女儿上下学,来回大概花50分钟。这段时间里,女儿只能坐在车座后面,除了听我说话和跟我说话,什么也干不了,这就是有效的学习时间。  
    从10月到12月底,两个半月的时间,女儿在自行车后座上训练了口算,学了拼音,还背了诗词,一遍遍地重复学校要求背的东西,成绩自然上去了。  
    英语依旧是弱项,女儿完全是零基础,没学几个单词,只能混过去。好在学校并没与特别严格的考察要求,只要语文数学跟得上,也没有被甩开很远。  
    到了2021年年初,刚好放寒假,我计划趁热打铁,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实现弯道超车。  
    我夫人这时回北京。她观察了女儿,就质问我怎么搞的,一个学期了,孩子个儿也没长,还整天紧张兮兮、心理压力很大的样子,怪我压迫了女儿。  
    夫人的反对,加之女儿自己也反对,学习计划不了了之。整个寒假什么也没干,纯玩。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我评估了一下,女儿的成绩虽然比起上学期有所下降,但不算落后太多。我小时候的经历又一次影响了我的决定,记得以前读书,都是收假前两三天,作业是随便补一点就交上去。既然还能跟上,就重新放养到现在,连暑假作业都没怎么写。  
    吐槽女儿教育的视频,其实是无意间拍下的。和平台方合作后,我每个月会抽时间过去录一次视频,一次聊两三个小时,当时我是就着他们的问题发发牢骚。  
    很多人看了视频以后,说我放弃抓女儿学习这件事是被逼无奈。其实不是的,对于女儿能不能取得像我一样的学术成绩、社会地位,我没那么焦虑。  
    “他们可能在假装学习很久了”  
    我的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算是一个显学,宏观来看就是教育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微观层面是个人教育选择对家庭的影响。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会分享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诸如哪个月出生的孩子,学习成绩会更好,又比如复读对成绩到底有没有帮助。  
    教育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最重要的实证研究,即教育投资收益率。通俗理解就是把教育当成一种投资行为,家庭、学校、社会的投入与学生成才后的回报是可以计算的。  
    在世界各国的研究中,教育投资收益率远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和投资行为。但是,近些年研究发现,在中国现有的教育生态下,教育投资收益率严重下降,尤其是大城市。  
    高考是零和游戏,考上大学的人数没有改变,但教育上花的成本逐年提高,投入太高,收益率就被拉低了。十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研究北京小升初乱象的研讨会,平均一个中小学生家庭在培训班上的支出,是每年3万多元,到后来有人说能到10万。  
    2021年上半年,我们学院有个老师叫林小英,她有一篇文章在网络上传播比较广,讲的是“为什么我们有钱了,教育孩子却越来越辛苦”。小英是1976年生人,比我小两岁,我们基本是同龄人,接受的是同时代的教育。在我们那时候,学习、做作业都是自己的事情,现在倒好,成了全家的事情。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考名校也是一样的道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女儿以后考不上北大,甚至无法像我一样钻研学术,这是大概率事件,我把它理解为“天道”。北京市海淀区2020年1万名考生中,479人考上北大清华,大概也就是5%,而我女儿作为一个普通小孩,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是很低的。  
    我们对高分段考生做过一些研究,发现那些能考上顶尖高校的学生,基本上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很多人会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学生们是通过衡水的学习模式考上清北。我观察发现,其实高分段考生即便在其他学校,也会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模式,也能考上清北。当然,我也不能否认,衡水模式对于非高分段的学生是有效的。  
    还记得十多年前的暑假,我们学院一位学科带头人在开会时一脸疲惫,我们问他怎么了。他说,给孩子报了11个班,天天疲于接送孩子上下班。骑车接送女儿两个多月后,我头发都白了一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过度教育不仅是对孩子的摧残和迫害,更是对两代人的摧残。  
    家长少干预小孩才是最重要的。2021年3月,我到福建考察,一个小孩告诉我,总分150分的数学卷子,他只考了7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哪怕选择题全选A,也不可能7分。和这类孩子交流之后我更困惑了,都是聪明伶俐,为什么会只考那么一点分。今年我还在短视频提到一个小孩子度日如年,他妈妈一直在旁边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我认为这可能已经是心理问题了,孩子每天在高压环境学习,人都是会抵抗的,他们可能在假装学习很久了。  
    我们学院文东茅老师的一个观点让我有所启发。文老师觉得,我们研究这些东西,都偏了,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孩子,让孩子成为一个诚实、善良、勤奋、靠谱的人,有了这样的特质,无论学业怎样都会成功和幸福,起码谋生养家都不成问题。孩子没有我小时候那么聪明,作为一个父亲,我要做的就是尽到自己的责任。这倒不是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让家庭社会阶层下滑,而是要让女儿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昨天,女儿还缠着我买书,珍妮·古道尔的《大地的窗口》。她现在对动物学特别感兴趣。她今天早上上学前就问我,“爸爸,这书今天放学时候能到吗?”现在对我女儿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行为规范,培养人格素质。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其他的也是白费。  
    其实,她才刚七岁,怎么可能看得懂这本书呢,不过,只要她想看,我就一定会给她买。只要她能够多读书,在人生中都不会有什么困难的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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