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盲井”：74人跨6省制造矿难杀17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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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故事。很难相信，它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如此之近。

2013年11月26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发生一起矿难，事故发生在100多米深的地下，矿坑底沿着矿口拐进高2.5米高的巷道，黑暗里再径直向前走10分钟左右，能看到有一具刚断气的尸体躺在地上。警报已经拉起。矿井部分坍塌，尸体后脑勺的颅骨已被砸到变形，不远处有一块带棱角的大矿石，上面的血迹未干。
100多米高的地面上，远方死者家属的脚步正在往矿井这边赶。证件表面，他们是遇难者的母亲、哥哥，还有表哥，矿方把他们安置在宾馆里。死者母亲从进入宾馆的那一刻，便再也不肯走出房间，也不肯吃饭，矿主派人送去了面包和水果，死者的哥哥和表哥出来负责谈判。
谈判很快达成一致，矿主选择“私了”解决这件棘手之事，死者家属同意拿赔偿走人。但在沟通过程中，两方因赔偿数额产生了较大争议。死者哥哥一开口便索要120万元赔偿金，矿主觉得数额过大，拿不出那么多，持续谈了3天，金额降了4次，最终以56万元赔偿加12万元丧葬费达成和解。
在这件事终于要结束的时候，死者家属给矿厂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印象。殡仪馆尸体火化进炉前，家属本该上前看最后一眼，但他们连看都没看。火化结束后，工作人员将骨灰交给家属时，他们还没买骨灰盒，并抱怨骨灰盒太大了，没办法拿，最后直接用塑料袋把骨灰装走了。
这家倒霉的矿厂已经顾不上去留意这些细节了，这已经是它一连三次发生安全事故。矿厂原本就经营不佳，账目上很快将会出现亏空。给完赔偿后，矿厂的经营一直勉强维持到年底，这一次，矿主是彻底没钱了，连矿工正常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不久，矿厂因拖欠电费遭停产。
1、
时值春节，90多名矿工辛苦干了一年，一分钱没拿到手。多次讨薪无果后，便开始四处上访。因为被拖欠的数额较大，最后闹到了警局，结果警方除了查出矿难“私了”一事，还根据遇难者留下的信息查出此人还活着，死者另有他人。
再往下查，查出一起特大系列杀人伪造矿难骗赔案，头号主犯艾汪全涉嫌组织74人横跨6省杀人、诈骗、敲诈勒索，制造17起矿难向矿主骗取高额赔偿，另有至少35条线索成为无尸体、无现场、无直接证据的“三无”案件，仅有供述，无法追踪。公安部指定内蒙古辖区负责侦办，成立“1·02”专案组，全力抓捕艾汪全。
在这个头号主犯双手还未沾上鲜血之前，曾长期生活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上，这里遍地是赌场。一到黄昏，拥挤的巷道里、菜市场人声鼎沸的菜摊间，处处支起赌桌，背着背篓买菜的人放下背篓挤了上去，小商小贩撂下菜摊也挤了上去，人人手里攥着钱，踮着脚伸着头等着排队上桌。1986年生人的艾汪全也是其中一个，自从哥哥因矿难死去后，他便成了一个赌棍，终日在赌场上流连忘返。
据牌友回忆，有一次上了赌桌的艾汪全，眼睛因为紧张变得通红，他把每张发到手里的牌都扣在桌子上，用手掀开一条缝，眯起眼看一眼再放下，中间轻蔑地嘟囔过一句：“今天点子有点儿背啊。”那次，艾汪全不要命地连打了30多个小时，最后打到两眼发直，输了11万。
赌债叠加赌债，为了还债，艾汪全还借了近百万的高利贷。上门追债的人越来越多，艾汪全在家乡待不下去了，他说自己要出门去，找钱，找很多很多的钱。在他的老家庙坝镇石笋村，很多外出煤矿打工的村民都知道：想要挣大钱，就去做“那种事情”，到了山西可以和小王三联系。
小王三原名汪强文，是石笋村最早进行伪造矿难骗赔的第一号人物。12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家出走，小王三变成了街头的流浪儿。再长大一点，他去了急需青壮劳力的山西当矿工，还当上了山西人的赘婿。2012年，他伙同他人将一名矿工杀死在山西交城的一个矿井下，伪造矿难，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要钱，成功诈骗70多万。
这样的情节，几乎与令王宝强崭露头角主演的电影《盲井》如出一辙。之后，此模式被一再复制，小王三变成了一个有钱人，照应所有投奔而来的同乡。但艾汪全并不需要他的照顾，他自己完全可以成为“小王三”。沿着一号“前辈”的步伐，艾汪全也同样先娶了一个山西矿厂的女儿做老婆，然后开始发挥自己的“制造天赋”，把一整套的“盲井式犯罪”做成了一个体系，做成了一个系列，做成了一个巨大的丧心病狂犯罪组织团伙。
2、
艾汪全初次出手，非常顺利，钱来得也非常快。他和另外一名同伙，在山西的大街上花了两天时间，确定了一名几年没洗过澡的流浪汉，清洗一下后，带到在艾汪全看来那就是一座座金山的矿上。
他们在进矿5、6天后便决定动手。在用炸药开矿爆破前，艾汪全故意将采矿工具放到了爆破点旁边，让流浪汉过去拿。随后，流浪汉被掉落的乱石砸死。第二天，艾汪全派人伪装成一对母子到矿上索赔，一个流浪汉换来70多万赔偿款轻松到手。
一本万利的生意，赌债一次清，全身痛快的艾汪全开始批量招人。他用巨额的金钱当金字招牌，怂恿身边一起打工的同乡加入。其中有人因为不敢干，没同意，但经不住艾汪全说“不用你杀人”“最低几万起，给你分钱”的诱惑，最终入伙。
他把所有拉来入伙的人分为三组，第一组负责物色对象，寻找受害者，主要目标是火车站、街头的流浪汉或轻度智障患者，因为考虑到这类人受关注度低，即使消失也无人无津，作案风险小。紧接着跟上的第二组是核心组，负责与流浪汉同时进矿，伺机行凶杀人，事成之后，由第三组前去矿上敲诈，索赔巨额赔偿。流程都理顺了，就等艾汪全这一个变量一声令下，开启这场为了钱“人食人”的游戏。
第一次通力大合作，工作组找来的“猎物”姓张，是一个来城里打零工的山东人，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和家里人没有联系。完全符合作案目标的条件，“弄死他，也不会有家属来找。”艾汪全说。他们商量用其中的一个同伙刘德强及其全家，对“猎物”进行包装，然后骗这位张姓山东人说去矿上挣大钱，让他以刘德强弟弟刘德昆的身份证入矿厂，弄死之后，再让刘德强串通父亲刘天贵前来领取赔偿。
接下来艾汪全要做的，是要寻找一家倒霉的矿厂。中国的煤矿产业在8、90年代进入粗放型发展时期，国家提出“大中小煤矿并举”“放手发展地方煤矿”等政策，以山西为例，煤矿数量从建国的3000多处递增至1997年的最高峰10971处，中小型煤矿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后来经过安全整治、企业兼并重组，到2018年削减至978处，形成了山西七大煤炭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担任实际控制人，但艾汪全还是完整地赶上了煤矿产业混乱整顿的中后期，有大量“合适”的矿厂可供挑选。
一大批经营薄弱的中小型矿厂进入艾汪全的“碰瓷名单”，他从中专挑管理松散、矿上安全预警系统不完善的厂子。等到矿厂实际踩点时，如果发现情况不符合作案条件，那就赶快撤走再去找下一家。所有不幸中招的矿厂，“审查不严”必然是第一个基础条件，只靠留下一张身份证便可蒙混过关，“刘德昆”们就这样被艾汪全送了进去。
作为一名领导者，占分赃大头的艾汪全，每次都会担任核心组中下狠手行凶的角色。2011年9月22日，在这次三人一组的挖矿小组作业中，“刘德昆”在“矿友”的尾随下推车前往坡底去接煤，1个小时后有矿工跑出来说“刘德昆”被砸了。晚11点左右，矿长赶到了井下，尸体已经被抬入罐车向井口运，矿长看到死者的头部左侧太阳穴旁有一个坑，但当时没有流血。
急于息事宁人的慌张矿长，火速安排矿上3个人开了辆皮卡车，将尸体送到了附近的火葬场。矿厂一旦发生矿难，绝大部分矿主会立刻担心被监察部门发现，因为如果事故走正常程序上报，等待安检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那矿厂除了要面临人事索赔之外，还要根据相关法律，停产整顿3至6个月，未经安全现状评价及安全监管部门现场验收合格的矿厂，不允许恢复生产。
矿主最怕的就是关停整顿，因为一停产，损失更大，银行催贷也紧跟着就来了。有些事故严重的矿厂，甚至会被监察部门吊销营业证件，所以矿主明知如果不报、谎报，或将面临处以三年以下刑法，也会甘冒风险选择私下用钱解决。
而矿厂的上级监管部门，很多时候也乐意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一旦认定为安全事故，当地监管部门需要负连带责任。国务院安委会每年对各省下达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约束控制当年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的下降比例，各省的安全监管部门需要对本省的考核指标负责。
上下级没有“猫抓老鼠”的紧张对立，对于艾汪全来说，中间全是可以自由呼吸的缝隙。
3、
行动到现在，在这一套杀人骗赔环节中，只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死者开具死亡证明。因为《殡葬管理条例》规定，火化遗体必须凭借公安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才可以火化；矿主也需要让死者家属，去当地的派出所开死亡证明，从而销户，才肯将赔偿给家属。
这是一个直接与官方打交道的活儿，没那么简单，况且“死”的人还没死。但这对于艾汪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上一个他去开的死亡证明，证明“死”的是石笋村派出所村干部妻子的舅舅，如此明目张胆，但这公章照样盖，死亡证明照样开。村干部有钱可赚，大家都心照不宣。即使有人知道这些事，当地也没人管，因为“他们都是在外县犯案，政府没有证据，没法管。”
两天后，刘德强的父亲刘天贵拿着户口本和死亡证明去了矿上，看到尸体时，“真把死者当成刘德昆了，当时还哭了”。领回去的骨灰，艾汪全让他“随便扔了就行了。”又过了10天，刘天贵的账户里打入50万赔偿款，交由艾汪全分赃。
重返石笋村的艾汪全，再次坐回赌桌前，装成一个人模狗样的人，穿黑色工字背心，袒露着纹身花臂，一根接着一根抽着40多块钱的烟，跟前放着2、3万现金，像暴发户一样下注。这惊讶了这座到了2012年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的小村庄，这里距最近的县城也有36公里，蜿蜒的山路需要乘车走两个小时才能出山，村委会张贴的贫困户“挂星摘帽”行动公示栏上，列明了全村518户贫困户，远处的一处墙上刷着标语：“人多地少困难大，少生孩子是办法。”
村民散住在这崇山峻岭间，靠贫瘠的土地生存，唯一的天然资源是村口的一家从没经营起来过的“石笋煤矿”。村民从这里接触到煤矿，后来，又走出大山，去到了山西、陕西等地的煤矿厂上挖煤挣钱。打工一个月挣的钱，抵得上在村里种地一年的收入。但因为缺乏教育，他们所去的煤矿，很多都是安全条件较差的小煤矿或者黑煤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矿难，同时也了解了矿难补偿。
针对矿难多发的情况，2004年，煤炭大省山西首次提出对死亡矿工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的标准，随后，这一标准被各地效仿。2011年，全国再施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公死亡，其近亲家属可领取丧葬费、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这就意味着在2012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赔偿数额不得低于60万。
这个数字也成为一次矿难索赔的基数，在艾汪全的分配下，制造矿难中核心工作组动手杀人的人，可以一次性分到至少20万。这些钱是一个石笋村村民种一辈子地，也不可能挣来的。随便去矿上“哭”一天，都抵得上种地10年。
利益面前，艾汪全的犯罪队伍还在继续扩大。
4、
在艾汪全的拉拢下，他的家族成员艾泽萍、艾泽伟、艾汪银、艾泽发、艾泽春、艾泽万、艾汪鸿等多人，均参与到了犯罪团伙中。艾泽发是艾汪全的堂叔，原来因为还不上赌债，债主上门把家里的两头猪牵走，他一气之下发誓戒赌，砍掉了自己左手小指的第一节。跟着艾汪全干之后，又重返赌场。
表姑艾泽萍也是赌场的常客，一次连着输几万，眼睛连眨都不眨。她曾云淡风轻地告诉身边的牌友说：“钱嘛，是人找的，只要人不死，就能找得来。”听到这句话的人，当时心下一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别人都能发家致富，村里更多穷得山穷水尽的人都跟了上去。从2013年起，石笋村的很多村民变得有钱了，他们跟着艾汪全，或者成为艾汪全，一个家族有多个成员涉案的情况十分常见。很多村民会莫名消失一段时间，少则20天，多则几个月，回来之后便富得流油，过段时间又带走了更多的人跟着出去。
他们被当地人称为“杀猪匠”，自称在做“杀猪”的事情。他们的犯罪手段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流程化，越来越恶毒：他们收掉受害者的手机，阻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带进矿中不超过3天，便随时都会抡起手中的铁锨、身旁的石头，置受害者于死地；杀死被害者之后，还要对其面部进行毁容，使辨认尸体变得更加困难；最后骨灰被直接倒进马桶里冲走，甚至随便抛尸野外，连火化殡葬费都揣入自己的腰包……
最后，“杀猪匠”拿着所有“挣”回来的钱回村，然后都投入了房子里——村里所有人的夙愿，就是为自己家建一栋楼房。艾汪全自然是最早一批建起楼房的人，2012年，他在一座独立的小山头上，建起了一栋自家小楼。建好后，他在墙上贴上了招财符，上面写着：“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中间四个大字：“招财进宝”。
随后短短3年内，石笋村建起一批青砖白瓦的三层小洋房，全村三分之二的房子都是杀人骗保换来的。犯罪团伙处在“边角料”的人，在挣的钱还不够建房子时，就先用来买生活物资，比如有一个骗保回村的人，花了10多万，一口气买下了100多只羊。
最后一批盖起小洋房的村民之一王付祥，是仅次于艾汪全的第二个主犯，他在2013年因赌博欠下几十万高利贷，离开村里去煤矿“干活”，一年后便“衣锦还乡”，不仅还清了高利贷，建了楼，还买了十几万的私家车，当上了包工头四处请人喝酒、唱歌。
但好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后，他陷入了长久的失眠，发出的多条朋友圈都在说自己失眠，语义隐晦。“一直忐忑不安”“心里这块石头，什么时候才能掉下”……被他拉下水的另一个人，只是因为抬了尸体，就被分到了几万块钱，此后也是彻夜叹息、抽烟、喝酒，妻子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直到被捕前不久和盘托出，说“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算不做，也得不到清净，他们不会放过我。进了这个圈子，不去也不行了。”
再后来，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矿工讨薪事件，“盲井式犯罪”团伙被警方发现，随后对犯罪团伙展开了抓捕。2015年5月30日，内蒙古检察院起诉以艾汪全为首的74人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
74人内有50多人来自石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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