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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王朝更替时代，马尔萨斯规律在发挥作用；进入工业社会，越是经济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就越低，政策能否改变？
对中国当前出生率低的问题，引发很多关注。
社会一种普遍看法是，抚养成本高压制了生育意愿。然而对比西方发达的高福利国家，生育率低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指数相关性，已逐渐由强变弱，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为负。正是人口和经济增长间这种关系的变动，才是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社会终于脱离了马尔萨斯陷阱，避免了社会的“内卷”和人均生活水平的实质提高。
1.王朝的重复和内卷的历史
关于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海内外有很多研究。不过就从现象上看，笔者认为，所谓中国近代落后，实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过去你虽然领先，但你领先后就原地踏步不前进了，而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进步神速，迅速脱离了“马尔萨斯”危机，经历了200多年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双高增长，“从地底下召唤出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
笔者认为，自秦一代结束中国封建时代进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以来，直至清王朝结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似乎停滞了，历史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同等水平的循环绕圈圈局面：王朝兴、社会稳、人口增，贫富两级分化、社会动乱、王朝更替。周而复始，天道轮回，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社会几无变化。虽然每次王朝更替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从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角度，实际上都是马尔萨斯规律在起作用。农业社会的粮食问题是生存性的根本问题，决定了社会人口容纳总量。
当社会动荡削减人口后，新王朝带来的稳定和生产恢复，自然带来产生增加，于是人口就增加。问题是，为什么人类要选择增加人口，而不是其它追求其它？显然，在工业社会形成之前，人们富裕带来的财产是更多的土地及土地出产物？那你怎么消费你的出产物？自然是生更多的下一代，蓄更多的佣人和家奴。因此，农业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后，人生依附关系就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人口增多导致“马尔萨斯”陷阱绳索抽紧下，人们只能更加勤劳的在土地上劳作，以期增加土地的出产物，除非你的国土上正好有丰富便利开采的能源资源，有丰富的外来输入——这是美国学者彭慕兰说中国社会“内卷化”、从而在近代和西方分流的原因。人口生育影响决定历史变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经济和社会也反过来影响人口生育意愿。在工业社会前，生育意愿变化带来的人口生育率变化是被动的，只有工业社会后，人们才从自身角度，改变了生育意愿。
2.工业社会的“物欲”和生育意愿下降
在农业社会，即使蓄奴非法了，贫富分化后必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对穷人而言，只有攀附富人才有饭吃；对富人而言，养一大帮食客才能显示自己身份，他的财富除此外也无其它消费模式，其它如珠宝及绘画等艺术消费形式，除了是小众需求外，更主要的还是它的非炫耀性消费性质。
因此，农业社会早期，富贵之人热好“养士”，比如中国不仅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史载门下食客三千；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均门客众多。对于普通富人，则是造房、置田、娶妻、生子；直至清朝末期，皆是如此。简言之，有钱就有人，经济和人口直接相关。
但是，经济和人口间的这种关系是相当脆弱的，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仅仅由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指数增长，粮食线性增长，最终必定导致粮食危机），社会也必定陷入动荡的简单同水平循环重复中。
由于没有工业产品的吸引和消费方面的社会压力，农业社会人口自身生产实际上是一种收入弹性很高的消费形式。然而到了工业社会后，物质极大丰富化带来了社会的“物欲”膨胀；人们有太多太多的需求等着去满足。人们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人口生产这种消费形式，转而选择工业产品消费：名贵汽车、高档电器、高级电子产品等，而这些又使得人们不得不追求职业进步、投资赚钱能力；这些在实际中的表现就是生活成本高、教育成本高等现实压力。因此，工业社会后越是经济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就越低，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无法用生育政策改变。
当然工业社会对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进行的，并非一蹴而就，观察世界各国进入工业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通常是发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核心的轻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基本还围绕着“温饱”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重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享受型产业（各种工业耐用品）进行的，从而“物欲”开始逐渐左右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普遍下降；中国自本世纪10年代也基本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因而社会生育意愿也开始下降。
3.中国计生政策的评价
有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未富先老”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计生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未富先老”局面形成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中国在40余年时间里就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化，使得社会人口生育意愿下降过快。而如果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要延缓——人口多使得粮食问题突出，那么更多的人口会被禁锢在土地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会再一次“内卷化”。假设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维持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计生政策实行前的2.4%，以90年代中期前的1.2%水平计算，20年间中国至少少出生了2.16亿人口（9*1.2%*20）。如此巨量的人口压力，不仅粮食压力会非常大，中国甚至不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也将使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所需的积累，几乎无法进行；工农剪刀差将更为巨大，农村所承受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对中国当前出生率低的问题，社会一种普遍看法是抚养成本高压制了生育意愿。然而对比西方发达的高福利国家，生育率低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综合古今中外历史，处于发达阶段贫穷国和富裕国家的贫穷人口总是倾向于多生育，显然生育意愿和经济情况直接相关，尤其是在长期视角的人口趋势变动关联方面，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指数相关性，已逐渐由强变弱，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为负。正是人口和经济增长间这种关系的变动，才是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社会终于脱离了马尔萨斯陷阱，避免了社会的“内卷”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本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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