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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鹤鸣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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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1 06:02:08 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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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芾碑 卫复华先生提供鹤鸣山又称“鹄鸣山”,是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并且地位相当高,因为这座山传为太上老君封张道陵为天师的地方,后世尊称“道源”。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中写道:“鹤鸣化,五行金,节立冬,上应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属;卭州大邑县西北,去县三十里余;老君授天师箓处;徐孝道、何丹阳、马成子上升。”可见,鹤鸣山的仙缘非常深厚。“箓”是记录神祇名讳、形象、部属及符咒等内容的文书或簿籍,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为入道和晋升法职的凭据,二是防身保命,三是召神行法,所以正一派道士至今要“受箓”,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士。按唐代文献中的常规,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杜光庭以“化”代“治”,因此他将鹤鸣治的名称改为“鹤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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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山道观 三圣宫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其实,祖天师张道陵也在青城山活动过,半山腰的天师洞(古常道观)因而得名。青城山、天国山及大邑鹤鸣山都属于一个山脉,所以我一直认为,整个山区可冠以“道教走廊”或“道教山脉”之名,上述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二十四治均无“铁证”;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某个古治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使发现了汉代遗迹,后者与二十四治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晚出的记载和地方传统有自己的意义,即使无法彻底证明天师古治所在地的“准确性”,还是值得研究、承认。大邑鹤鸣山天谷洞(传为张道陵、张三丰修真之所)里曾发掘出一通“汉碑”,碑的质材为钟乳石,右边镌刻“盟威之道”四个字,正中刻有“正一”两个大字,左下方镌刻“张辅汉”(张道陵字辅汉)三个略小一点的字。我认为,这通残碑上恰好保存有早期天师道最关键的名称“正一盟威之道”以及祖天师亲自落款,实在太神奇了,令人无法相信。至于这通石碑出于哪个年代,则姑且不做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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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山道观迎仙阁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大邑鹤鸣山其实并不需要“汉碑”之类的“证据”,因为关于该山的明清文献资料是很充足的。加上杜光庭对鹤鸣治(化)位于大邑县的肯定,以及其他历史记载中的旁证,我们可以确定大邑鹤鸣山在道教史上的独特地位。总之,大邑鹤鸣山不仅为今天的道教协会所认可,它历史悠久的道教传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大邑保存至今最早的方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邑县志》;我们看看这部书有哪些关于鹤鸣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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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大邑县志》:鹤鸣双涧及鹤鸣山的位置天柱峰,在鹤鸣山前,状如天柱。东西双涧出其两腋,中有大穴,流水相通,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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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山老君山(“鹤头”)及双涧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据此,鹤鸣山像一只仙鹤,仙鹤的“头”就是天柱峰(亦称老君山),上面原有太清宫(俗称老君殿)。据传,天柱峰也就是祖天师感太上老君降临的地方。“鹤鸣双涧”这一景观至今可见,似乎反映着《云笈七签》卷28所记载“治前三水共成一带,神龙居之”的风光。乾隆《大邑县志·仙释》则记录了在鹤鸣山隐居过的诸位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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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天师会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恢复宗教活动以来,鹤鸣山道观成为了一座很活跃的道观,如今不仅有丰富的斋醮科仪(法事)活动,以每年举行于端午节的天师会为主,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进一步了解道教,也创刊了四川道教界第一份季刊——《道源》。鹤鸣山天师会举办于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也就是端午节期间,体现了巴蜀地区的古老传统。“川西夫子”清儒刘止唐先生(1768–1856)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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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天师会 道长们奉行法事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鹤鸣山道观的现任住持杨明江,俗名应江,1943年5月18日生于四川省盐亭县。1989年9月在蓬溪高峰山道观出家,礼全真龙门派青城丹台碧洞宗高道傅圆天为师,赐名明江,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玄裔弟子。1990年在青城山飞仙观道观修道,1991年主持崇州市上元宫,1993年9月受师嘱,任大邑县鹤鸣山道观住持,1995年于青城山天师洞玄都律坛受三坛大戒,道号“利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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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谷洞“汉碑”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1996年及1998年,我曾多次前往鹤鸣山考察,对这座天师圣山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但是,鹤鸣山道观的破坏非常严重,古庙几乎无踪迹了,可以说鹤鸣山治的遗迹、物证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初到鹤鸣山时,老君山(天柱峰)上已无老君殿(太清宫),在双涧汇流处尚存三官庙的废墟以及摇摇欲坠的解元亭。自从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于1967年占地以来,此地的庙宇均被拆除,原文昌宫所在地当时仍是研究院的宿舍区。后来,恩威集团在天柱峰一带建立了“道源圣城”,修建了大型的旅游景点,以开发道家养生文化为目标。“圣城”中虽然修了几座模仿汉代建筑风格的大殿,老君殿也得以修复,但整个地方总体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完全没有道观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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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石鹤 卫复华先生提供鹤鸣山的大环境在90年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有农田、村落以及田边的许多土地庙,但除了道观周围之外,基本上没有大树,山上种了大面积的玉米,生态并不平衡,煤矿所造成的污染也十分明显。现在,鹤鸣山附近的山林有所恢复,水质似乎也比以前好,但我还是有点怀念以前的乡村景观,感觉“新农村”并没有形成一种承前启后的生活模式。听说有的农民不愿意住在新的安置房,反而跑到山上务农去了;我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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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翊大师与作者 2009年9月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四川大学时,我首次到鹤鸣山,在山上斗姥殿前便遇到了杨明翊老道长。一见如故。在了解我的来历和来意之后,杨师父慷慨向我介绍鹤鸣山的历史与现状,并为我细心安排了山上的住宿。杨师父与我的交谈从一开始就有不少“谈玄论道”的成分,而且一种似曾相识的情谊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谈话和相处。如此,杨师父和我即成道友。正如南华真人所描述:我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庄子·内篇·大宗师》)。后来,每次我赴川访问,鹤鸣山道观是必到之处。自己的研究重点虽已改变,我还是多次上了鹤鸣山,只为拜访杨明翊老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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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翊大师赐给作者的墨宝杨师父擅长书法,曾书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无题》其一)送我,并落款“丙子秋,道源鹤鸣,三无道人杨明翊书赠”。“丙子”是1996年,距今已有接近二十五年之久,但杨师父的这一书作经过裱褙之后,现在仍然陪伴着我,以作长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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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山天谷洞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因鹤鸣山上的天谷洞相传为祖天师张道陵修真之所,我好几次前往天谷洞并在洞内外探索历史与传说圣迹。通天谷洞的山路既远又险,如无人带路,单凭我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找到。当时还没有通往天谷洞的盘山公路,只能从道观出发爬山。而我每次能够安全到达天谷洞并顺利访古,都是因为杨师父专门安排了本观的道士或居士陪同,使我的考察计划得以圆满成功。总而言之,杨师父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支持至今仍令我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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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谷洞的山路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不仅如此,杨师父还一直很关心我在鹤鸣山道观里的生活。他总是担心我在山上作客时会不习惯,所以每次都会亲自把一些生活用品、水果和书送到我的房间。后来,杨师父虽已高龄,但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令我十分感动。有一件趣事,我想与大家分享:杨师父以前就知道,我常在道观里小睡懒觉,比道众起得晚一些,也不吃早餐。每当我起床之后,在房前呼吸山上的新鲜空气时,师父就会出现,并把一盒热牛奶和两个刚煮好的鸡蛋放到我桌上,让我享用。也许有人会认为老道长只是很负责,接待外宾嘛,做知客的工作做到家了。事实上,杨师父这样做是自发自愿的,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且师父到了晚年已变得沉默寡言,只是借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举动来表示对我的关心,维系我们之间的道谊。这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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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老君殿的石梯 卫复华先生提供2009年春,我在德国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德籍华裔女士。她回中国寻根的时候到过鹤鸣山,并结识了杨师父。当时,师父提起了我,表示很想了解我的境况,就把我的通信地址给了那位女士,并且嘱咐她回德国以后一定要和我联系。为此,她一结束那趟神州寻根之旅,便立即发信给我,并附上两张杨师父的照片。由于很久没有和师父联络,我当时甚感内疚,同时很感激寄信人。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鹤鸣山道观,找到了杨师父,并许诺下次到四川时一定会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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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翊道长在鹤鸣山亲自赠予作者的肖像照片2009年秋,师父和我的共同愿望得以实现。我赴川作学术访问时,终于有机会在鹤鸣山与杨师父见面。我们一边品茗,一边叙旧。在畅谈的过程中,我们也毫无忌讳地谈起生死问题。每个人都得面对生、老、病、死,毕竟肉身不死的幻想并非正统道教所追求的目标。当时,师父以八十六高龄仍能自己处理庙里的生活,走起路来,也还是迈着稳健的步子。尽管如此,师父也坦白告诉我,他也逃不出病魔的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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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老君殿的石梯 现状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我在道观里住了两天,期间参观山前的道源圣城、在山上天师殿里进香、了解道观的现况、听道众诵功课经,并且向杨师父请教一些经文和修炼方面的问题。最后,我准备返回成都。临别时,师父祝福我和我的家人,然后与我一起拾着陡峭的石阶走到山脚,把我送到山门外的公交车站。临上车时,杨师父坚持要替我买到县城的车票,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公交车出发之前,师父就站在车站边望着我。透过车子的玻璃窗,我们相对微笑、点头、作揖。车子开动以后,我回头一看,视线里的山门变得越来越小,而杨师父却仍在那边站着,久久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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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福克(Volker Olles),一名欧理源,男,德国波恩人,1998年在波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之近现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神圣空间(宗教地理)、四川刘门及法言坛、宫观及民间斋醮科仪、宫观(寺庙)历史与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铭学、道教环保伦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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