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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碑 卫复华先生提供鹤鸣山又称“鹄鸣山”，是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并且地位相当高，因为这座山传为太上老君封张道陵为天师的地方，后世尊称“道源”。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中写道：“鹤鸣化，五行金，节立冬，上应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属；卭州大邑县西北，去县三十里余；老君授天师箓处；徐孝道、何丹阳、马成子上升。”可见，鹤鸣山的仙缘非常深厚。“箓”是记录神祇名讳、形象、部属及符咒等内容的文书或簿籍，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为入道和晋升法职的凭据，二是防身保命，三是召神行法，所以正一派道士至今要“受箓”，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士。按唐代文献中的常规，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杜光庭以“化”代“治”，因此他将鹤鸣治的名称改为“鹤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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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山道观 三圣宫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其实，祖天师张道陵也在青城山活动过，半山腰的天师洞（古常道观）因而得名。青城山、天国山及大邑鹤鸣山都属于一个山脉，所以我一直认为，整个山区可冠以“道教走廊”或“道教山脉”之名，上述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二十四治均无“铁证”；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某个古治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使发现了汉代遗迹，后者与二十四治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晚出的记载和地方传统有自己的意义，即使无法彻底证明天师古治所在地的“准确性”，还是值得研究、承认。大邑鹤鸣山天谷洞（传为张道陵、张三丰修真之所）里曾发掘出一通“汉碑”，碑的质材为钟乳石，右边镌刻“盟威之道”四个字，正中刻有“正一”两个大字，左下方镌刻“张辅汉”（张道陵字辅汉）三个略小一点的字。我认为，这通残碑上恰好保存有早期天师道最关键的名称“正一盟威之道”以及祖天师亲自落款，实在太神奇了，令人无法相信。至于这通石碑出于哪个年代，则姑且不做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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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山道观迎仙阁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大邑鹤鸣山其实并不需要“汉碑”之类的“证据”，因为关于该山的明清文献资料是很充足的。加上杜光庭对鹤鸣治（化）位于大邑县的肯定，以及其他历史记载中的旁证，我们可以确定大邑鹤鸣山在道教史上的独特地位。总之，大邑鹤鸣山不仅为今天的道教协会所认可，它历史悠久的道教传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大邑保存至今最早的方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邑县志》；我们看看这部书有哪些关于鹤鸣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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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大邑县志》：鹤鸣双涧及鹤鸣山的位置天柱峰，在鹤鸣山前，状如天柱。东西双涧出其两腋，中有大穴，流水相通，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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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山老君山（“鹤头”）及双涧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据此，鹤鸣山像一只仙鹤，仙鹤的“头”就是天柱峰（亦称老君山），上面原有太清宫（俗称老君殿）。据传，天柱峰也就是祖天师感太上老君降临的地方。“鹤鸣双涧”这一景观至今可见，似乎反映着《云笈七签》卷28所记载“治前三水共成一带，神龙居之”的风光。乾隆《大邑县志·仙释》则记录了在鹤鸣山隐居过的诸位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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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天师会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恢复宗教活动以来，鹤鸣山道观成为了一座很活跃的道观，如今不仅有丰富的斋醮科仪（法事）活动，以每年举行于端午节的天师会为主，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进一步了解道教，也创刊了四川道教界第一份季刊——《道源》。鹤鸣山天师会举办于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也就是端午节期间，体现了巴蜀地区的古老传统。“川西夫子”清儒刘止唐先生（1768–1856）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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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天师会 道长们奉行法事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鹤鸣山道观的现任住持杨明江，俗名应江，1943年5月18日生于四川省盐亭县。1989年9月在蓬溪高峰山道观出家，礼全真龙门派青城丹台碧洞宗高道傅圆天为师，赐名明江，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玄裔弟子。1990年在青城山飞仙观道观修道，1991年主持崇州市上元宫，1993年9月受师嘱，任大邑县鹤鸣山道观住持，1995年于青城山天师洞玄都律坛受三坛大戒，道号“利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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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谷洞“汉碑”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1996年及1998年，我曾多次前往鹤鸣山考察，对这座天师圣山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但是，鹤鸣山道观的破坏非常严重，古庙几乎无踪迹了，可以说鹤鸣山治的遗迹、物证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初到鹤鸣山时，老君山（天柱峰）上已无老君殿（太清宫），在双涧汇流处尚存三官庙的废墟以及摇摇欲坠的解元亭。自从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于1967年占地以来，此地的庙宇均被拆除，原文昌宫所在地当时仍是研究院的宿舍区。后来，恩威集团在天柱峰一带建立了“道源圣城”，修建了大型的旅游景点，以开发道家养生文化为目标。“圣城”中虽然修了几座模仿汉代建筑风格的大殿，老君殿也得以修复，但整个地方总体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完全没有道观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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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石鹤 卫复华先生提供鹤鸣山的大环境在90年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有农田、村落以及田边的许多土地庙，但除了道观周围之外，基本上没有大树，山上种了大面积的玉米，生态并不平衡，煤矿所造成的污染也十分明显。现在，鹤鸣山附近的山林有所恢复，水质似乎也比以前好，但我还是有点怀念以前的乡村景观，感觉“新农村”并没有形成一种承前启后的生活模式。听说有的农民不愿意住在新的安置房，反而跑到山上务农去了；我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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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翊大师与作者 2009年9月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四川大学时，我首次到鹤鸣山，在山上斗姥殿前便遇到了杨明翊老道长。一见如故。在了解我的来历和来意之后，杨师父慷慨向我介绍鹤鸣山的历史与现状，并为我细心安排了山上的住宿。杨师父与我的交谈从一开始就有不少“谈玄论道”的成分，而且一种似曾相识的情谊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谈话和相处。如此，杨师父和我即成道友。正如南华真人所描述：我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庄子·内篇·大宗师》）。后来，每次我赴川访问，鹤鸣山道观是必到之处。自己的研究重点虽已改变，我还是多次上了鹤鸣山，只为拜访杨明翊老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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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翊大师赐给作者的墨宝杨师父擅长书法，曾书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无题》其一）送我，并落款“丙子秋，道源鹤鸣，三无道人杨明翊书赠”。“丙子”是1996年，距今已有接近二十五年之久，但杨师父的这一书作经过裱褙之后，现在仍然陪伴着我，以作长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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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山天谷洞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因鹤鸣山上的天谷洞相传为祖天师张道陵修真之所，我好几次前往天谷洞并在洞内外探索历史与传说圣迹。通天谷洞的山路既远又险，如无人带路，单凭我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找到。当时还没有通往天谷洞的盘山公路，只能从道观出发爬山。而我每次能够安全到达天谷洞并顺利访古，都是因为杨师父专门安排了本观的道士或居士陪同，使我的考察计划得以圆满成功。总而言之，杨师父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支持至今仍令我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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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谷洞的山路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不仅如此，杨师父还一直很关心我在鹤鸣山道观里的生活。他总是担心我在山上作客时会不习惯，所以每次都会亲自把一些生活用品、水果和书送到我的房间。后来，杨师父虽已高龄，但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令我十分感动。有一件趣事，我想与大家分享：杨师父以前就知道，我常在道观里小睡懒觉，比道众起得晚一些，也不吃早餐。每当我起床之后，在房前呼吸山上的新鲜空气时，师父就会出现，并把一盒热牛奶和两个刚煮好的鸡蛋放到我桌上，让我享用。也许有人会认为老道长只是很负责，接待外宾嘛，做知客的工作做到家了。事实上，杨师父这样做是自发自愿的，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且师父到了晚年已变得沉默寡言，只是借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举动来表示对我的关心，维系我们之间的道谊。这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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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君殿的石梯 卫复华先生提供2009年春，我在德国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德籍华裔女士。她回中国寻根的时候到过鹤鸣山，并结识了杨师父。当时，师父提起了我，表示很想了解我的境况，就把我的通信地址给了那位女士，并且嘱咐她回德国以后一定要和我联系。为此，她一结束那趟神州寻根之旅，便立即发信给我，并附上两张杨师父的照片。由于很久没有和师父联络，我当时甚感内疚，同时很感激寄信人。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鹤鸣山道观，找到了杨师父，并许诺下次到四川时一定会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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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翊道长在鹤鸣山亲自赠予作者的肖像照片2009年秋，师父和我的共同愿望得以实现。我赴川作学术访问时，终于有机会在鹤鸣山与杨师父见面。我们一边品茗，一边叙旧。在畅谈的过程中，我们也毫无忌讳地谈起生死问题。每个人都得面对生、老、病、死，毕竟肉身不死的幻想并非正统道教所追求的目标。当时，师父以八十六高龄仍能自己处理庙里的生活，走起路来，也还是迈着稳健的步子。尽管如此，师父也坦白告诉我，他也逃不出病魔的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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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君殿的石梯 现状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我在道观里住了两天，期间参观山前的道源圣城、在山上天师殿里进香、了解道观的现况、听道众诵功课经，并且向杨师父请教一些经文和修炼方面的问题。最后，我准备返回成都。临别时，师父祝福我和我的家人，然后与我一起拾着陡峭的石阶走到山脚，把我送到山门外的公交车站。临上车时，杨师父坚持要替我买到县城的车票，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公交车出发之前，师父就站在车站边望着我。透过车子的玻璃窗，我们相对微笑、点头、作揖。车子开动以后，我回头一看，视线里的山门变得越来越小，而杨师父却仍在那边站着，久久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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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福克（Volker Olles），一名欧理源，男，德国波恩人，1998年在波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之近现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神圣空间（宗教地理）、四川刘门及法言坛、宫观及民间斋醮科仪、宫观（寺庙）历史与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铭学、道教环保伦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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