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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大众号：豹变（ID：baobiannews），原标题《卷不动的大厂，写不动OKR的打工人》，作者：赵若慈，编纂：刘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梁汝波的一封外部信，让字节跳动实施多年的双月绩效办理形式成为历史。
2月17日，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发外部信宣告，调剂指标制订和回顾的周期，过来的双月OKR绩效考查改成季度，公司级的双月会也改为了季度会。一名字节员工告知《豹变》，收到外部信之后，她原告知，原本应该在周一写的双月报延后了。
梁汝波婉言：“收到一些反馈，好比双月会筹备时间长（乃至有部门会排演），但信息增量少、有品质的探讨少。公司需求经过增强字节范和领导力准则来直面这些问题。更重视会议效力，文档明晰简略，不堆砌资料，不包装，不走方式，做到求真务虚、坦诚明晰。”
字节相干人士对《豹变》表现：“有些岗位，好比产品经理，双月OKR的确挺耗损时间的，有时分可能需求一周去筹备，每周还会对双月OKR的停顿进行更新。”
双月变季度之后，一位员工每一年能够少写两次OKR，象征着多出10天或者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其余任务。关于有10万员工的字节来讲，节俭了一笔微小的时间本钱。
比拟梁汝波在外部信里提到的“沉着、灵敏”，一些大厂近期的轨制调剂透显露紧张与标准。
一名百度员工告知《豹变》，往年百度MEG多个团队口头通知，要求早上10点以前到公司，任务日上班收费打车的时间也从21点改为了22点。据“盒饭财经”报导，2月1日，美团开始正式履行新版考勤轨制，下班时间调剂为上午9点，各部门可视状况规则部门到岗时间，最晚不晚于10点。
从近期大厂办理形式的微调能够看出，“降本增效”一年多以来，大厂的压力依旧不小。当行业增长红利过来，该松仍是该紧？选择激进稳增长仍是保守求冲破？而关于互联网打工人来讲，大厂降速之后，在卷和躺之间，又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字节跳动求稳，大厂开始变慢了？
字节是互联网行业里较早推广“双月OKR”的公司。
在字节高歌猛进的时代，OKR是一个自下而上、极为无效的办理工具，员工会在双月周期中拼命实现本人的指标，包管本人的任务继续后退。与大部份以季度为周期进行考查的互联网公司比拟，字节的保守在“双月OKR”里展示得酣畅淋漓。
字节员工王杨告知《豹变》：“制订OKR确定会发生心思压力，不外也看在哪一个业务线，顺风的时分对比好做，高增长的业务压力估量小一些。”
但是，当组织范围从几百人到10万人，高速增长的红利期逐步过来，双月OKR的办理效力也在随之降落。
“晚点LatePost”的一篇报导提到，在字节跳动，要想制订出一个合格的OKR，实际上需求花一周乃至更多的时间能力实现，其中还要拿出差未几25%的时间用于和团队的成员们对齐。该报导援用一名字节跳动策略人士的说法称：“从2020年开始，OKR填写率继续走低。”
2021年，张一鸣离任字节跳动CEO，他在外部信里提到，本人曾经住手更新双月OKR，而且开始思考“双月的、一年的、更长时间的OKR，如何不单单是线性延长”。张一鸣说，本人过来几年很大水平都在吃老本，“天天要听得多报告请示总结，做得多审批和决策，容易致使外部视角，常识构造更新迟缓”。
不少员工也有相似的感触。王杨说：“产品岗位写OKR时间会久一点，研发岗位更可能是反对产品，所以会按照产品的状况来定OKR。但繁杂的是需求去跟相干方对齐散会，协调大略就需求半天，写需求此外半天的时间。公司的会议室永久是满满铛铛。”
在字节做渠道经营的叶帆告知《豹变》：“经营这类中台部门，一个名目不论是优化仍是迭代的周期都很长，双月的变动并不大，有些对比难推进的名目，可能会泛起OKR和上个双月反复的状况。”
叶帆所在的岗位制订OKR对比简略，个别只需求破费半个小时摆布，然而与OKR相干的双月会和双月报，需求破费的时间更多一些。她表现：“每集体的职责纷歧样，双月报也纷歧样，好比我个别需求写一个办理视角的双月报和一个履行视角的双月报，最起码也要好几个小时。”
在冗杂和死板的轨制中，本来高效的办理工具很容易成为一种方式主义。就拿散会来讲，会议自身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员工能够针对详细的问题进行本质性的探讨，却在复杂的轨制中变为一种累坠。一名前字节员工对《豹变》表现，有一次部门会上，他看到一名共事“一心二用”，一边在这边散会，一边开着视频，带着耳机，近程参预着另外一个视频会议。
上述员工说：“一开始不是很顺应这类一点儿大事儿就要散会的任务环境，至多的时分，一个任务日每个小时都要散会。起初没方法，只能顺应这类状况，有点事儿就拉着他人散会。”
勾销双月OKR的面前，其实也是大厂在斟酌，当互联网红利期完结，如何经过调剂办理工具来真正高效天时用资源。
王杨说：“当初业务不像以前跑那末快，市场变动也没那末频繁，双月改为季度，一些事务性的任务平摊到季度，关于咱们来讲，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置真正需求落地的任务。”
大厂的“紧张”与“标准”
梁汝波期待字节“沉着一些”“灵敏一些”，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则但愿“紧张一些”“标准一些”。
美团在新考勤轨制中提到：“但愿大家把上午的时间更高效天时用起来；一切同窗的缺勤规定统一，再也不区别序列和职级，也有助于进步合作效力。”此外，一名百度员工告知《豹变》，的确有的部门曾经在抓考勤了。
以“提效”为指标要求员工考勤，在不少人看来是大厂辞别搞996、走向标准化、建设新秩序的开始。
过来，“弹性任务制”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灵敏、自主的标记。员工在实现规则的任务工作或固定的任务时间长度的条件下，能够灵敏选择任务的详细时间支配，在大部份互联网公司，弹性任务都替代了一致、固定的上上班轨制。
但弹性任务制的确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好比业务对接时可能存在单方任务时间对不上的状况，所以美团也强调“进步合作效力”。
但是，没有上上班时间、没有打卡和考勤的另外一面，多是完不可任务时的“深夜加班”。在996加班文明之下，不少大厂人都曾吐槽过“9点、10点打车都得排好半天队”。叶帆告知《豹变》，疫情居家办公期间更为夸大，没有上上班象征着要随时随地回覆信息，“乃至有的时分子夜十二点了还要近程散会。”
所以，关于打工人而言，规则下班时间对应的应该是同时规则上班时间，否则早下班仅仅象征着任务时间更长了。在眽眽上有人匿名吐槽大厂抓考勤：“你天天子夜3点或者春节看片、领取、刷文遇到毛病都得有员工收费响应，员工次日早上还得9点下班打卡？”
此外，也有一部份评论以为，大厂严抓考勤，或许是优化人员构造的开始：考勤将作为绩效考查的一部份。
据“盒饭财经”报导，在美团，早退和迟到虽然不影响根本工资，但由于无端早退和迟到诱发的违纪，可能会影响年初绩效。
实际上，调剂考勤等办公政策，和字节勾销OKR的基本目的都是同样的：增效。但是，至于相似于“抓考勤”这类间接且强迫的措施是不是能真正见效还有待商榷。
当员工把考勤当成为了工作，为了时长而任务、早早上班象征着任务不饱和时，或许会泛起“伪装任务”的景象。公司将任务时长作为绩效考查的规范之一，带来的未必是效力的进步，也多是毫有意义的内卷。
在《豹变》以前的文章中，一名互联网大厂的营销设计师就曾吐槽过公司的“打卡刷工时大赛”。事件缘起于一次会议上，领导告诉绩效要看工时排序，末尾的人间接低绩效。因而她只能兢兢业业天天刷14个小时工时。某天晚上十一点，她发现隔壁共事也没走，翘着二郎腿打王者，二人对视了一下，心领神会。
或许考勤轨制的确有标准的须要，然而如何经过考勤来进步效力才是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摇曳的打工人
比来几年，跟着互联网红利的隐没，疾速扩大的互联网公司遭受了组织效力降落、人员冗余等问题。当范围无奈转变为更高的产出，大厂们不谋而合地选择了膨胀，也就是过来一年被大厂挂在嘴边的“降本增效”。
去年，梁汝波开始重点反思组织臃肿问题，以为“经过加人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蹩脚”，而且把“去肥增瘦”写进了本人的OKR。2022年5月，面对腾讯延续三个季度净利润下滑，马化腾表现，曾经实行了本钱管制措施，并调剂了部份非中心业务，有助于在将来完成更优化的本钱构造。
“先是茶水间的纸巾没了，公司里的绿箩都‘裁’掉了一半。”一名美团员工对《豹变》表现。
初入职场的谢彦对此深有领会。因为全部互联网行业的膨胀，谢彦从第一份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剖析实习到第二份产品经理实习，两头等了4个月，阅历了30多局面试。2022年，他终于拿到了B站的校招offer，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任务。
让他没想到的是，变化来得如斯之快。去年十二月，在间隔正式转正还差1个月时，谢彦忽然被叫到办公室约谈，有关任务内容、有关绩效，没有间接缘故，他就这样被领导通知“下周五就是last day”。最初拿到的补偿是N+2，谢彦的N是0.5。
比来，谢彦告知《豹变》，他刷敌人圈时发现本人以前在B站“毫在理由”被优化的岗位，又开始招人了，“这才刚刚过来两个月罢了。”
人员优化与办理轨制调剂，透显露大厂对将来的预期，而打工人也跟着大厂的摇曳在心态上产生变动。
朱宜在济南一家互联网公司就职，她原本所在的小名目组里有10集体，公司人员优化之后，剩下的人要担任原来相反的任务量。
“我以前担任的是名目招招标，一年要做200多个名目，根本上刚做完一个名目就要进入到新的名目里，往常要跟各种上上游的部门去沟通，不时刻刻都在散会。自身就忙不外来，裁掉组里的共事之后，更是一下子超负荷了，压力大到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朱宜告知《豹变》。
真实无奈认同“996是福报”的朱宜，在去年9月被动提出到职。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在一家西北亚创意餐厅做兼职，伴有着灯光、鲜花和音乐，招呼主人、端盘子、清算桌面成为了她天天晚上的次要任务。
一样是晚上10点多才到家，在餐厅打工的朱宜天天只需求任务4个小时。晚上坐在镜子前卸妆时，她感到了久违的高兴和知足。
谢彦被裁后去大理寄居了一个月。住在大理的日子，听不到策略、产品、OKR、KPI等使人头疼的辞汇。在大理，他也看到了不同人的糊口形式，有人天天任务2.5个小时，近程写代码，过着数字游民的任务；有人靠摆地摊月入几万；还有人彻底躺平，物资愿望极低，一个月只花500块。
“去大理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去寻觅，另外一种人是去逃避，我觉得我是去寻觅的那批人。”谢彦告知《豹变》。更首要的是，他在这场寄居中找到了和本人相处的形式。分开大理之后，他想分明了，本人确定不会再回互联网大厂毫有意义地“卷”上来了。
而逃离996的朱宜，在“提前退休”半年之后，才发现本人“躺不屈”，选择去餐厅打工，这是她在低压任务和完全躺平之间选择的中和形态。在字节任务的王杨则以为：“更躺仍是更卷，很难回答，但打工人总会不盲目地卷起来。”
组织中，作为个体的员工是抉择业务成败的中坚气力，当打工人的心态开始产生纤细的变动，大厂在组织办理上的确需求调剂，只不外如何无效调剂，的确是个困难。
不外，就像谢彦在讲述本人的职业布局时所说：“花时间想想，总比走在过错的标的目的上要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大众号：豹变（ID：baobiannews），作者：赵若慈，编纂：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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