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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分,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而学汉语的阅历,为她起初在英格兰一家国内办公室任务铺打下了根底。
Tracey记得,在本人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泛起得至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在职业者,她最为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假如时光倒流60年,她意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固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停办的东欧先生汉语专修班。当初,大家猎奇的是,在过来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阅历了怎么样的改动?
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先生来到了北大学习中文。阿谁时分,中国正在中共地方“总线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实现第二个五年方案而斗争。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休息人民那里吸取常识。他去成功农业出产协作社拜候一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本人翻身后当上协作社组长的故事。他还加入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随着人群一同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三年天然灾难时代,他同一名在半年内体重减少了4千克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度开展教训。课余时间,他欣赏了电影《为了战争》、话剧《白毛女》等富裕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正文版,时期出版社)中形容的现象。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根底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次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大传授邓懿学生。但在强调个人创作的年代,和阿谁没着名字的德国人同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大本国留先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剂,清华大学东欧先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大),集体面目隐约不清。
和阿谁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左派”、“美国间谍”。
“每个时期的教材都必定带有时期的烙印。”一名曾在北语(北京言语学院,后改名“北京言语大学”)和中国国度汉语国内推行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度汉办”)两个机构负责担任人的学者说,“文革”完结前,经过对外汉语教学推行主义、输入反动是一项首要工作。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自费的亚非拉留先生,也有大量公费的欧美先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因为以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根底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立中的新人新貌也少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失掉详细实行。
1980年,中国留先生丁云出国留学,意识了正在本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友古波。他们一同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加入了中国驻外使馆举办的接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刻画的情节。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老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同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何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本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分,区分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咱们就成心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存传统语法构造的根底上,教材排汇了彼时欧洲盛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用法,同时辅以引见中国文明,构成为了“构造-功用-文明”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以前的教材比拟,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并且故事的客人私有了详细的人名,”刘珣说,“过后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次要指的仍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开头,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游览、购物和过年。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学生、太太”——在之前教材里,成世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类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泛起了。起初有美国敌人对刘珣说:“咱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理解中国文明的需求,刘珣在1986年支配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游览(《实汉3、4》)。来华糊口学习的本国人,终于在变革凋谢后无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糊口的小圈子,他们旅游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而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经常是本国人必去的游览胜地,简直泛起在一切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游览的同时,加藤隆则——现任日本《读卖旧事》中国总局局长——也在这年3月底来到中国。他来以前先在东京羽田机场左近的日航酒店打了几十天工,天天挣1万日元(能够知足在中国一个月的学习糊口费用)。
“刚到北语的时分,我就领到一套收费的简装书。”加藤隆则指着书架上的五卷本《毛泽东全集》(日文版,1977年印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这些书过后都没看过。当初我常常拿出来看,就像我当初常常看《人民日报》同样。”
加藤隆则的先生证至今还保存着:学号86B005,公费。他随着“颇有才气”的教师学习。
加藤隆则不太记妥当时的课本的模样,只要一句最分明:“台湾是中国不成联系的一部份。”1986年下半年,他在西南和新疆的旅行让他收获颇丰,经过跟各行各业的中国普通人聊天,以此进步汉语程度。十七年后,另外一个加藤——加藤嘉一也是经过这类形式学习到流畅的汉语。这很合乎“开门办学”的方针。
令《南都周刊》记者愕然的是,加藤隆则抱出7本当年写的日记。“‘娘’是妈妈,但在日语里是女儿的意思,我要记上去。这是当年誊写的北京的报纸上登载的旧事:济南槐荫区打破铁饭碗、五好家庭观点待更新、当真学习12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张报纸一杯茶。哈,这是《两只老虎》!”加藤隆则唱了一遍。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的韩国人金宰贤比来出版了一本用汉语写的书《中国,我能够对你说不吗?》金宰贤在韩国学习中文的教材是风行至今的《汉语会话301句》,但汉语的长足提高仍是他在中国寓居的九年时间,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中让他当初已能流畅与中国人交流。
“走出去”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位佼佼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他在1996年到1998年在重庆涪陵师范专迷信院(现长江师范大学)教中国先生英文。学习汉语是他最首要的事件之一,而插旗山上的横幅是检修他汉语提高的首要参照:“Teaching 育 people, 办理育 people,办事育people,Environment 育 people”在他的汉语学习中逐步变为了“教书育人,办理育人,办事育人,环境育人。”
更难一点:“建立精力文化,更重生育观点。管制人口增长,增进社会提高。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粗疏入微的视察中,何伟比得多本国人明确中国人的一些隐蔽的糊口任务细节。他敏锐地捕获到:在中国“坚持”一种实践比“理解”它更加症结;夏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含有政府管制的成份;在中国要常常打轨制的擦边球,预先谅解要比事先许可容易患多。
新旧《实汉》
《实汉》出版后不久,就长时间占领国外汉语教材的次要位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古波和帕兰卡的名字跟着这部教材响彻国外的汉语课堂,就像Lily和Lucy在中国的英语课堂同样。
“教材个别用了5年就需求更新,但这部教材20年没有更新。”刘珣说,“《实汉》教材里所引见的文明也显得过期了。开始编的时分,咱们刚变革凋谢,虽然没有了过来教材中显著的政治颜色,但还有人民公社、出产队等辞汇。”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度都前后编出了十分合适外国人学习的外乡化教材,《实汉》在美国的使用率开始下滑。在国度汉办的反对下,刘珣等人又于2001年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下简称《新实汉》)。
《新实汉》作为国度汉办的布局教材,第一册出版了九种外语正文本,北语还出版了繁体字版。虽然起名是《新实汉》,但其实彻底是从新编写的课本,而不是《实汉》的订正本。
“客人公丁力波是和新旧《实汉》之间独一的分割。过后咱们想,古波和帕兰卡学了20年汉语,都曾经40岁了,在新课本里不克不及让他们从头学起了,应该是让他们的孩子持续学汉语。咱们在加拿大调查的时分,他们倡议让古波和丁云结婚,第二代就能双语双文明。咱们感觉这好啊,因而就有了‘丁力波’这个新客人公的名字,也有了加拿大国籍。”刘珣说。
就这样,丁云“横刀夺爱”,从她的敌人帕兰卡手中抢走了古波。丁力波老是对人提及“我的爸爸古波”,并在第14课给他的母亲丁云打电话。经过这个支配,刘珣把逾越20年的两部教材分割在一同。
和丁力波一同来北语的还有美国人马大为、英国人林娜。他们意识了一个中国记者和两个中国先生。马大为结识了一名中国女敌人“小燕子”——借用了(也许是偶合)2000年先后风行中国的《还珠格格》中客人公的名字。
“中外文明比较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征。”刘珣说,“《你听,他叫我太太》这篇讲的是澳大利亚洋女婿第一次见中国乡村的老岳母,不肯意喊‘妈妈’而是喊‘太太’,让白叟家很不快乐。到了第二次,老太太也变革凋谢了,快乐地承受了这个称说。《没有说出的爱》讲的是中国人表白恋情的涵蓄,这和马大为对小燕子一口一个‘亲爱的’造成了冲突。”
丁力波在北京的购物地点则从专供本国人购物的友情商店变为了凋谢的“秀水街”,教师告知他们能够“同商家砍价”。
三年的学习中,丁力波学到了几首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茉莉花》、《在那边远之处》、《草原回升起不落的太阳》。
《新实汉》教材编写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刚申办胜利。丁力波在中国看到了北京大爷大妈在申奥胜利之后学习英语的低落热心。奥运会对汉语教材市场的繁华起了极大增进作用,刘翔的名字漫无节制地丰硕着各版本的对外汉语教材。
在多元化的潮流中,一些反应社会理想的问题和国内热点也会被归入教材中。犯法、网络、老龄化、政治等抢手话题纷纭入选中初级汉语教材。《初级汉语浏览教程》(2009年,北京大学)引见了中美政治轨制、索马里海盗、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美国人眼中的朝鲜和平等,固然也少不了北京奥运会揭幕式、落幕式和颁奖典礼。
文明差别仍然是难以战胜的问题,即便是最简略的“问候语”。面对“赞美”时,本国人从汉语教材中学到的规范回复是“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直到进入《实汉2》,面对华人的赞扬声,古波才纯熟地说:“哪里,还差得远呢。”
“初学汉语的本国人是很难了解‘哪里哪里’的。”刘珣说,“一样,他们也不理解‘吃了吗?’‘干嘛呢?’这类中国人打招呼的含意,面对生疏人,他们通常仍是说‘你好’。”
在猎奇心驱使下,本国人也会更容易察觉到中国在看待某些问题上是表里有别的。这类状况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也有体现,如本国人从《汉语精读教程》(2006年,北京大学)中理解到的郑和下东洋的缘故,和中国先生学到的就纷歧样。
对外汉语的中初级教材中经常会波及到方案生养问题。《这样浏览6》(2008年,北语)乃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方案生养法》全文收录。
“方案生养是必需要讲的。”刘珣说,“国外得多人对方案生养不睬解。实行方案生养虽然有苦楚,但的确颇有须要。中国人口减少如不加管制,中国的建立就不成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对外汉语)教材应该帮忙本国学习者理解中国的这一国情。”
也有一些忌讳。“在教材中,咱们要尽可能防止在课堂上挑起争执,好比有些政治、宗教、认识状态问题,但引见常识类的能够。”刘珣说。
Tracey说:“教材都是有选择性的,不只在汉语教材中,在对外英语和法语教材中也会泛起。在高级言语教材中,通常都会呈现一个踊跃的完善世界。”
“以你本人的体验来看,你在对外汉语中理解到的中国和理想中的中国,同样吗?”《南都周刊》记者问。
“Well,”Tracey笑着说,“教材会帮忙你理解一点中国,但要是想深化理解,你最佳仍是本人来一趟。你会发现理想与教材无关系,但会有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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