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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因素构成了中国全面放开生育的拦路虎。而在这些因素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根深蒂固的管控思维。
中国官方日前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录得60年来人口增长率最低，特别是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全面开放二胎前的1600万上下的年出生人口还低25%，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8%等数据，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些数据公布后，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是否会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现有的二胎政策是在2016年实施的。原来官方期待这个政策能够扭转中国逐渐减少的人口出生率，延长人口红利，但除该政策实施的前两年人口出生率比之前有所反弹外，后三年每年都少于1600万，去年1200万可能有疫情影响的原因，但即使考虑这一因素，也不会增加太多。这说明，二胎政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递减，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一个国家需要相应的人口支撑，特别是大国，必须有适当的人口规模。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中国总人口14亿1178万人，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缺人口啊，为什么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个时候，就需看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隐忧不在人口总量，而在人口结构的失衡，包括男女比例的失调，但从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最重要的人口结构失衡就是老龄化，简单讲，也就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
正如一个人在年轻时具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到老了感觉暮气沉沉，喜欢安逸和怀旧一样，一个社会年轻人居多，也更有活力和创造性，而老龄化社会则显得相对保守和安定。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就要增加年轻人的比重，亦即提高出生率。这仅仅是从功利的角度全面放开生育的理论根据，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还有一些最基本的自由，由个人行使，生育权也属于这个最基本的自由范畴。
不过，对于全面开放生育限制，中国社会并不乐观。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许多人，包括一些人口学者呼吁政府全面放开生育，官方虽然有所回应，但在该问题上总显得格外“谨慎”。人口作为最基础的国情，且涉及每个人的切实利益，谨慎是应该的。可这种“谨慎”，相对当初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那种武断、粗暴和冒进，又表现得过于瞻前顾后，拖泥带水，让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的较佳时机。
过去阻碍生育政策改变的是部门和地方利益，今天还在阻碍中国全面开放生育的因素又有哪些？
第一个要说的，恐怕不得不提认识问题。包括学界在内，人们对中国需要多少人口以及人口红利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有学者认为，中国13亿人太多了，合适的人口规模是10亿，极端的认为8亿就可以了。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动态地看人口红利，虽然年轻人减少了，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劳动经验的增多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可以弥补人口红利的损失，或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口红利。不只是学者对这些问题有不同认识，普通大众也有很多反对全面放开生育，认为现在的二胎人口政策挺好。
这些对人口规模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反对开放生育的声音，无疑对当局的人口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尤其当官方的相关人士和为其提供政策建议的学者也持此种看法时，就更如此。我们看到，人普办负责人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这次人口普查暴露的问题时，虽然都承认中国生育率降低，已接近深度老龄化阶段，但认为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年出生1200万的规模仍然不小，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劳动者素质显著提高，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二孩”占比高，总和生育率跌破1.5需要持续观察等。由于他们代表的是官方的看法，这种强调“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际上也显示，在官方看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太大的不利影响，故无须调整生育政策。
第二个影响全面放开生育的因素是如何看待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和现有二胎政策的效果。中国的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五年了，从后三年越来越少的出生人口看，人们的生育意愿显然不高。导致多数人不愿生几个孩子的一个大家共同认为的原因是生和养育小孩的成本太高，除此外，生育观念的改变也让很多人不愿生育。因此一些学者建议从改善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成本着手，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这样也能将二胎政策的现有潜力释放出，提高出生率。也有一些官方学者据此认为二孩最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言下之意是现行政策不须改变。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中国脱贫和建成现代化国家的考量。当局已经宣布今年如期实现整体脱贫的目标任务，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过去常讲计生政策使中国少生四亿多人，为脱贫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没有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的脱贫估计还要花很长时间。但现在的脱贫针对的是绝对贫困标准，这个标准客观来看是比较低的。要在该标准上继续提高，特别是要实现当局制定的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使命，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尽管总体上人们的生育意愿很低，然而现实来看，各方条件相对较好的中产阶层不愿生孩子，而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口反而愿意生孩子，因而对当局来说，虽然在整体脱贫后，继续解决贫困问题建成现代化国家的考虑在人口政策中的分量比过去会有弱化，可依然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最后，特定少数民族人口的过快增长有可能在文化和其他方面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也是官方不全面放开生育的重要因素。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显示，前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1.11%，后者为8.89%，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4.93%和10.26%，少数民族人口过去10年比汉族人口增长快一倍多，占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尤其是一些有不同于汉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特定民族人口增长更快，如果放开生育控制，这些民族的人口将会激增，超过其在现有民族人口的构成。
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表示出了此种担忧。在他们看来，汉族的生育意愿很低，愿意生育第三个孩子的人已经不多，但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习惯的民族则很可能愿意多生。故而若完全放开生育，汉族等人口依然会维持低生育率，而那些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习惯的民族人口的数量会突破目前的一切约束，孩子越生越多，比如生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在全面放开生育的条件下，不可能出台专门针对这些特定民族的生育限制，否则会被视为种族歧视，受到国际谴责，甚至激起民族矛盾，能够实行的就只能是所有民族在生育上一律平等。
这些学者隐含的不方便说出的意思是，鉴于这些特定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同中国的主体文化迥异，在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下，如果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很可能会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产生矛盾，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稳定。所以对它们需要有人口数量的限制，而这只有继续维持计生政策才能做到，因为这看似对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故他们主张，最多把生育政策放宽到生三个孩子，这已经照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应全面放开生育。学者的意见或许间接表达了官方的态度。
上述四个因素构成了中国全面放开生育的拦路虎。而在这些因素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的管控思维，即对人口的生产必须进行有计划的干预和调节，不能放任自流，让人们自主决定生育。在过去70多年，管制思维可谓根深蒂固。尽管废除了计划体制，但由计划体制而来、植根于严控社会的管控思维模式一直不曾根绝，对任何一项社会生产包括人自身的生产都要试图进行调节、干预和限制，否则越出自己的控制，就会感觉不安。可以说，这种管控思维模式不改，即使人口危机再严重，生育政策也难以在未来若干年彻底全面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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