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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这份经过二次审议的法案虽仍待进一步商榷，但它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即北京已在2018年之后的“中美贸易战”之后有所准备，开始尝试用更具系统性的法律武器展开应对。
对北京来说，中美之间因贸易而起的对峙固然是一场拥有三十年历史，包含多层维度的复杂对峙。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核心是建立在一系列法律工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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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汪洋（左）交谈。当外界津津乐道于北京的高层动态时，人大本身的立法等功能也不容回避，北京对抗美国长臂管辖的武器就由此而来。（美联社）
首先，美国以知识产权问题为核心展开的“301调查”是其中的主要武器，它源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法律依据授权美国总统采取包括报复措施或制裁行动的“所有适当行动”，对外国损害美国商业发展的行为采取措施。中国中兴公司遭遇的巨额罚款，以及华为公司面临的全面围堵就与此有关。
其次，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也成为美方管辖大企业的关键工具。在此基础上，美国司法、行政部门方借1999年确立的“延期起诉协议”（DPA）机制干预大企业，使之支付巨额赔偿、配合政府机构调查、聘用美方认可的第三方监管人以及向第三方团体捐款，换取美国的“不起诉协议”（NPA）。在这种近乎于勒索的手段下，中国遭遇了与法国阿尔斯通企业高官遭拘捕案类似的孟晚舟案。
到2020年，当时的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仍依照301条款签署行政令，以移动应用程序Tik Tok（抖音海外版）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要求其母公司，即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剥离Tik Tok业务并将其转售美国企业。由于Tik Tok具备业内先进的独家推送算法，这一交易在前两种法律武器的压制之外，又显出了美方强取豪夺的一面。
在美国以贸易战手段压制中国企业期间，中国的官员、专家和机构也成了美国制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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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外界意料的是，Tik Tok案已成为北京反制的关键节点。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在2020年8 月 28 日，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其中明确提到了一项被称为 “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技术”，此举也被认为是针对此次 Tik Tok 出售案而推出的条款。在这一限制下，Tik Tok虽仍需剥离业务，但中方已限制了核心技术的被掠夺和外流。
但对北京来说，面对中美贸易对峙的长期化，单独的应对措施仍是不足的。中国商务部2020年9月确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以及中国国务院2021年1月9日批准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依然属于行政手段，北京需要一部相关法律来提供应对诉讼环境的有力工具。而这就是2021年4月时提出初步议案的《反外国制裁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围绕香港、新疆等事务对中国发起的“制裁”逐渐增多，中方也多次做出反制裁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的反制裁措施提供法律支持十分必要。
但总的来说，中国此举终究还是要先能应对美国几十年来”长臂管辖“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自己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让自身的反制裁措施显得“师出有名，有法可依”，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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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来说，2021年的新疆棉花风波，已经充分展示了西方世界仍有足够的敌意。（新华社）
考虑到北京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就已通过对《出口管制法》等法令的修订，展示了将利用“法律武器”发挥震慑作用的想法，《反外国制裁法》的审议及未来的通过，或许意味着未来的中美对峙将进入双方彼此引用法律条文瞠目相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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