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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披露的文件显示蒋方舟等多名中国“公知”曾受邀赴日本参观考察，这一事件让“公知”在中国的口碑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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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近日在网站上公布了其下属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业务实际评估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6年间，该基金会邀请了一百多位“在社会舆论及媒体界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人参加赴日参观考察项目，学者何兵，作家熊培云、蒋方舟，记者段洪庆、马国川等都列于其中。受邀者在行程结束后撰写的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出版的日本有关的书籍，都被该基金会放入宣传日本的“成绩报表”。
这份报告的内容传回中国社交媒体上，引燃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网民的愤怒情绪，认为这些“公知”被日本“收买”了，专门干“拿人钱财，说人好话”的事情。
其实恰如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言，一个国家出资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这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至于受邀的中国大V们在赴日之前和赴日之后的创作是否符合“日方出钱，他们办事”的逻辑，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事情，因为动机不可揣测。中国网民的情绪来自于自身所持的情感立场，而其中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这种情感与近几年“公知”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形象坍塌有密切关系。
根据日本官方介绍，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外务省管辖的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文化艺术交流、推进日本之外的日语教育，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师培养、日本研究、知识交流等。日本之外地区日语能力测试，主办方就是国际交流基金。
从这一点来看，国际交流基金会与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角色颇为相似——后者从2020年7月开始，负责运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而据一些旅日的中国媒体人所述，国际交流基金会就是日本外务省下面负责“大外宣”的一个组织，在国际上尽量树立一个好的日本形象，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国际交流基金会选择邀请的中国大V，基本都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但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的中国舆论场上，他们都算是在不同的网络社群中的意见领袖（KOL），可以影响各自的粉丝——看来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粉丝文化的能量。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公共外交”。而公共外交的邀请人选，向来是很有讲究的。日本方面当然会选择那些非常可能愿意称赞自己的中国大V，否则花这钱干吗？那能不能为了做平衡，有意选择一些本来对日本有成见的人，通过一趟旅行，转变他的观念？当然是可以尝试的，但要承担尝试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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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际交流基金会在报告中说，该项目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中国大V齐夸日本“很好”。但这里要分辨“好”的标准是什么。下级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的“业绩报告”，自然要把所有能拿出来的成绩都包装的光鲜亮丽，比如这些中国大V写的文章有多少浏览量，写的书印刷了多少册，然后再加一句“获得好评”、“获得很大反响”。
但实际上，即便没有日本的邀请，这些大V也多半对日本持正面态度，中国KOL中对日本评价的比例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评论者看来，上述“反响”很难说到底有多少。有自媒体援引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的话称，日本的公共外交其实搞得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只要是由政府主导做的，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日本外务省下面的一个机构，之前类似工作没少做，但是效果一般。
这样的解释完全说的通：这些大V再有威望，究竟能靠几篇文章、几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粉丝对于日本的看法？毕竟决定国家形象的首先是硬实力，而在软实力方面，更能发挥作用的是《海贼王》《火隐忍者》《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那些日本动漫，是在世界流行音乐中能独树一帜的日式摇滚（J-Rock），是从黑泽明一直到是枝裕和所构建的独特的电影美学集群，是亲自看到日本街道干净整洁的直观的旅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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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决定性影响并不代表公共外交的努力可以不做。通过中国大V对日本的描写，至少可以做到让一部分中国公众对于日本的观感保持与既有印象的一致。事实上，有评论表示，在公共外交上投入真金白银，树立更好的国家形象的尝试，恐怕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落下。
只不过很多对公共外交相对陌生的中国网民，其在意的地方是这些中国大V在接受“资助”之后说的话、写的文章，有没有不论是非、一律美化的情况。这已足够让这些大V在一夜之间陷入舆论漩涡，比如蒋方舟此前在日本NHK出品的纪录片中谈论疫情与政治制度的话，就已经被人“挖”出来，并引发了网络上对蒋方舟的大规模批判。
这就是网络的现状：稍有关注度的机构或个人，做出任何一个动作、说出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让某个群体感受到“被冒犯”。当这种氛围变得“极化”，所有正常的批评与探讨都可能被看作是“背叛国家利益”。
多元社会自然比单一价值观的社会更为进步，但前提条件是精神上的宽容。人们当然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受到冒犯的感受，但能不能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更不是动辄使用“举报”“投诉”这些过于激烈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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