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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为欧洲议会突然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中欧关系急转直下，又进入了相对冷淡的阶段。说实话，虽然中欧投资协定互惠互利，但协议被冻结，着急的不是我们，而是欧洲。
毕竟其实我国本来就与欧洲许多国家单独签订过相关协议，中欧投资协定不过是一个总的协定，它被冻结对我们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那么大。
相反，对于欧洲——尤其是欧洲大国来说，现下他们恢复经济的动力几乎是要仰赖于我国这个全球唯一健康的大型市场，中欧关系遇冷，影响的是欧洲的切身利益。
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对欧洲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策略，从西班牙首相言辞激烈站中国、欧洲四国外长密集访华来看，似乎我国的“策略”着实有效。为此，德国专家更是撰文警告欧洲：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战略大师，欧洲还不够资格当中国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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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都是我们玩“剩下”的近日，因为美国的挑唆，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甚至欧洲还叫嚣称要中国先行解除制裁，中欧投资协定才能落地。
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因此就与欧洲妥协，于是中欧关系陷入了僵局，但很显然，中国并不是没有行动的，一边，我国邀请欧洲四国外长访华，另一边，我国又在与美国进行经贸领域的沟通，给欧洲释放出了“虽然我们还有商谈的余地，但中国并不是非他们不可”的信号。
为此，德国《经济周刊》刊登了德国经济学家乌尔里希·布鲁姆教授的分析文章《从战略上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文章分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战略思想，称中国是战略大师，而欧洲可能甚至不够资格做中国的对手。
在这篇文章中，布鲁姆教授首先分析了我国自古以来的战略传统，他指出，我国有战略思维“传统”，历史上三位最伟大战略思想家——孙子、檀道济、戚继光——都来自于中国。
而后，布鲁姆教授特别提到了檀道济总结的“三十六计”，他认为“三十六计”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正在运用这些“祖传”的战略思维来应对全球形势、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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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教授
要说中国有祖传的战略思维，自古以来都是战略大师，这倒是一个事实。毕竟上下五千年以来，我们经历过分裂的春秋战国，产生合纵连横等杰出的战略思想，也经历过大统一的强盛王朝，有着统一各国、抵御外敌的丰富经验。
举例来说，正像布鲁姆教授所提到的，流传至今的“三十六计”当中，不仅有处于优势之中所用的胜战计等计策，更有处于劣势之中所用的计策，这让我们不管处在优势局还是劣势局，都有足够的“祖传战略智慧”来应对复杂的局势。
实际上，就如同一些网友现在爱说的“只要活得久，什么都能见到”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断绝的“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我们的祖先什么都见过了，只要我们想，大事小事都能从史书中找到答案，欧洲想和我们“耍心眼”，似乎还是“嫩”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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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资格当中国的对手？在这篇分析文章中，布鲁姆教授指出，欧洲人应当认清现实，承认德国甚至欧洲并不是中国的同等对手，不应当同中国对抗，而应该制定适当的战略进行有效回应。
布鲁姆声称，中国不是美国那种用所谓“绝对实力和力量”来摧毁对手的国家，中国更擅长用“协调”和“连接”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这种更加柔和的模式，中国在达到目标的时间、手段和目标选择上是“开放的”，这有助于中国赶超以前具有优势的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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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因为经过了近代百年黑暗，我们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实我们也没有实力来“摧毁对手”，因而实际上我们只能韬光养晦、“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
而这种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当然是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来改变的。
例如我们曾以前苏联为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也曾“摸着美国过河”，一步步发展出了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如同中华民族一贯所做的那样，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最终走出了现在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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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布鲁姆教授还提到，实际上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减少对全球经济的“依赖”，中国正在构建的经济“双循环”系统，已经能够应对外部挑战，实际上让经济变成了一种“武器”，而这种发展和变化，让欧洲甚至不够格做中国的对手。
所谓“双循环”，实际上是指我国在去年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布鲁姆教授认识到，因为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我国甚至可以立足内需、关起门来和自己玩，因而欧洲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战略对手——当然，中国一些专家也曾在一些访谈中提到，中国的战略对手实际上只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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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姆教授认为——欧洲不应当尝试继续遏制和挑战中国，因为不管欧洲采取什么策略，中国都将运用自己的战略思想来进行有效的应对。
例如，在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协定之后，我国“精准地”从欧洲众多国家中选择了西班牙了这个政局相对稳定、在欧洲议会中话语权又比较高的国家来“为我国出头”。
在与中国进行了沟通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果然“不负所望”、言辞激烈地指责了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行为，并声称如果欧洲议会不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西班牙将会拉着德、法、意等国，推动钟头投资协定在中南欧率先落地。
而在西班牙的推动下，很显然不少欧洲国家已经反应过来，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是一种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一些欧洲小国也开始向中国示好，分析人士认为，“反应过来”的欧洲很可能会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加速落地。
显然，中国的这一举动已经证实了布鲁姆教授所言非虚，现在，欧盟试图遏制中国的行为已经不能取得成果，反而会被我国的一一化解，最终损害的还是欧洲自己的利益。
因而，布鲁姆教授认为，欧盟应当以“对称的、协调的”反应来应对中国的进步，以避免冲突扩大，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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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下傲慢，才能与中国好好相处当然，也不是只有布鲁姆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欧洲一些政要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之前已经公开表示，欧洲国家应当缓和对华关系、尽量保持欧洲与中国的关系稳定，防止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只是，近段时间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传统上“亲美反华”的欧洲小国，已经开始“迷失自我”，只顾跟在美国身后摇旗呐喊。
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现在连美国都即将“不得不”坐下来与中国谈判，他们这样的跟随美国“反华”的行为，不仅无法从美国身上谋求到足够的好处，还会因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陷入僵持而令自己的国家利益蒙受损失。
一些欧洲国家为什么会看不清现在的局势，一意孤行要坚持“反华”？很显然，是因为欧洲的“老爷们”还是以之前的眼光和态度在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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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欧洲国家更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他们的发展都是有“统一模板”的，导致他们认为国家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其战略思维一直停滞在十几年之前，并没有“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国，让他们误判了局势，以为中国还是那个受到西方威胁就不得不妥协的弱国。
说句实话，我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成果，祖传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务实又灵活、勤劳又勇敢，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吸收“百家之长”。
新中国发展至今，我们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才不断探索出了适合于我们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的眼光也正是欧洲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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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诸国至今都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不肯放下自己“老牌”发达国家的傲慢，那么就注定了欧洲不能与中国“好好相处”，而欧洲这么做，最终只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毕竟放眼当今世界局势，中国即使失去了欧洲市场，还有更为广阔的亚非拉市场可以开发，甚至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需求和购买力会比欧洲更为旺盛，而一旦欧洲失去了中国，在现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再找到一个替代市场。
不过，当然欧洲即使有心改变，这种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毕竟自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欧洲就一直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中，哪怕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欧洲至今都没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因而，欧洲想要做出改变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实际上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断提升自己的独立程度。
假使欧洲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欧洲诸国将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以及中国这个目前全球唯一健康的大型市场给全世界带去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欧洲才能真正放下自己的傲慢，与中国好好相处、实现中欧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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