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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和北约集团会议实际上成为美国与盟国之间的中国问题专题会，美俄峰会也与中国有重大战略关系。当前中国外交是否有重大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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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领导人康沃尔会议期间合影
本栏目由FT中文网与公众号“远见经纬”（原公众号“经纬远见”）、中华智库基金会共同主办
随着美俄首脑会谈的闭幕，美国总统拜登此次国际外交会议之行即告结束。拜登此次外交活动大多数是在美国与盟国之间进行的，从七国集团（G7）会议开始，再到北约集团会议。但正如国际媒体报道的：G7会议是“中国议题控制了会议”，北约集团会议也与中国有重要关联，导致这两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中国问题专题会。至于最后进行的美俄峰会，更是必然与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关系。
就拜登一手主导的前两次“中国问题专题会”而言，拜登并未完全实现其目的，美国只实现了一些务虚目的，主要是宣传和造势，但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仍然处于僵局和微妙状态，因此相关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至于美俄关系，客观而言，美俄第一个回合的沟通不能说不是成功的。鉴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客观需求，如果拜登能给予俄罗斯一定让步，在拜登今后贯彻他一门心思遏制中国的政策时，有望会更加顺利；而中俄关系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前的中国外交，是否有重大调整的必要？
中国外交环境不乐观
中国当前是否有必要对外交进行重大调整，取决于客观需要，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外交环境并不乐观。这种困局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地缘环境上，尤其是当你不是本着“走到哪儿算哪儿式”的机会主义立场，而是从未来长远角度看问题时，情况就更显得如此。
首先从经济上看。笔者曾经多次公开发文表示：当中国继续坚持自己的内外政策，中美的结构性冲突便无法解决时，中美关系的“脱钩”就是必然的结局；但面临这种情况时，只要中国仍能保有欧盟、东盟与日韩市场，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支撑下去并继续获得发展，但前提是，除美国以外的上述市场不能再丢失了，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类似朝鲜那样的经济困局，即完全和国际脱轨，或者占有的国际市场空间无法支撑中国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而现在的情形，并不能使人乐观。
先看看欧盟市场。欧盟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市场，它还是双方相互输入资本的最大市场之一，特别是，它是当前乃至未来高新技术的输入市场，尤其是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本来在拜登继任美国总统之前，中欧已经就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双边意向，离签署正式文件只有一步之遥，但因为欧洲媒体对“新疆问题”的报道，导致中欧为此发生层层加码式的剧烈冲突，使协定的签署被无限期搁置。国际舆论有分析认为，该投资协定的签署时间将在2023年之后。但鉴于美国当前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以及中欧的对立，加之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9月退休，中欧关系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投资协定的签署也是如此。而这一双边投资协定，还涉及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中国经济的更加法治化，因此它对世界深远的象征性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这一结果，原因不是别的，是典型的外交政策使然。
其次是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在当前的现实下，该机构实际上由日本主导，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逻辑是：不愿意让中国成为亚太第一而日本屈居第二。在善于运作盟国关系的拜登操作下，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基本趋同，中国加入CPTPP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对此公开明确表示：加入CPTPP的门槛很高。这等于婉拒中国加入。
此外，和中国经贸关系有着巨大依赖性的日、韩两国，在芯片等高技术产品上的政策显然是：对中国封锁，和美国连为一体。
至于地缘环境方面，在印太地区，中国同样面临围堵，除了印太四国联盟外，韩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客观上有美国的因素，但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不够与时俱进以及缺乏灵活性等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就此次美俄峰会的结果而言，据国际媒体报道：普京和拜登同意恢复陷入僵局的核谈判，普京说拜登负责任地表示将把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延长五年；美俄让各自的大使回到各自的工作职位；拜登称日内瓦会谈是“良好和积极的”，他说，会谈不是“在双曲线的气氛中完成的”；此外拜登向普京提供了一份16个“禁止”网络攻击的关键基础设施实体的清单；乌克兰问题上拜登也有所让步，同意回到外交和遵守明斯克协议等等。客观讲，在几个小时内达成上述共识，不能不说，美俄外交博弈的开头还是不错的。俄罗斯一位副外长6月17日还说：将在下面的几周内落实美俄战略稳定会谈（的内容）。美俄峰会的结果及其发展，对未来中俄和中美关系都将带来不小的不确定结果。
上述事实，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中国外交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最近中国的外交行为也在证实这一点，例如加强对欧洲外交的缓和工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开始转变态度等，但要真正落实调整，远不是这样简单。
调整外交的几个重要点
调整当前中国外交，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要在思想上解决当前外交的指导思想问题，二要在具体方向上实施对症下药，如此方能真正奏效。
就指导思想而言，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唯一依据，并以国家利益作为衡量外交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绝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的指导思想。因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是国家利益，而绝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各国不同，如果以意识形态划线，本身就是在对外交自我设限。就当前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现在除了对美国外，同其他国家都必须缓和关系，要彻底抛弃“战狼外交”和斗争外交的做法，让别国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亦然。因为归根结底，外交的核心宗旨是交友，而不是使自己孤立。中国文革期间斗争外交的结果应该永远牢记。
其次是必须明确：对外关系普遍紧张的后果不可能是增强国内政局稳定，而只会让国内稳定更糟。千万不要以为“战狼外交”这套做法能在国内建立威信，其最终结果只能恰恰相反，这已经为近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之所以如此，是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所致。
笔者曾经发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和世界连为一体，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条基本经验。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国民在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思想上也已经同世界连为了一体。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中国与外部关系搞得普遍紧张，必然让国内民众的思想暗流涌动，不满增加，国内就很难统一思想，也就更谈不上政局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国内政局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国民心情舒畅，非如此，无法稳定政局。
在解决上述指导思想后，必须根据外事部门相关干部的表现进行适当的调整，并配备得力干部贯彻落实。
在具体的外交方向上，欧洲对中国极其重要，这一是由它与中国经贸的巨大数额所决定，同时它还有为中国获得高科技技术和分散美国遏制中国队伍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因此必须继续做欧洲的工作，并要获得成功。
此外，日本虽然目前和美国的对华立场趋向一致，但此次G7会议显示，日本对中国的遏制行动是有节制的，包括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日本也明显和“战略自主”的欧洲站在了一起。其中的原因，一是日本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是与中国进行的，而且在目前世界疫情环境下，只有中国市场还可以正常运作。同时，毕竟双方距离太近而彼此实力对比又相差悬殊，美国又是域外国家，日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需要留有余地。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框架现在由日本主导，而中国又有意加入这个机构。
在具体的热点上，台湾和南海是中国对外的两个核心热点。
就台湾问题来说，当前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只要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美台建交以及美国官方力量和人员正式进入台湾，中国就不宜经常性地出动海空军力量进行公开示威，毕竟这涉及台湾普通民众的观感和国际观瞻，而且中国可以制约台湾的手段远不止军事手段。
至于南海问题，笔者早就主张：除非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南海，中国军队不宜再频繁进入，相关问题应用海警力量处理，这是中国在南海沿岸的压倒性军事和经济力量所致。与此同时，如果美军进入，则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进入并对之监控和干扰，因为这涉及主权。这两种手段必须同时使用，否则不能对区域内相关国家起到警戒作用。
总之，中国外交的调整是势在必然、不得不发的，但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调整，否则未来的国际环境难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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