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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一条来自中山大学学生的微信推文引起了热议。
《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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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微信推文的作者，偶然发现有人恶意使用她的照片和头像，伪造聊天记录和虚假裸照，将她抹黑成为卖淫女、母狗、野鸡。
而当她开始追究，发现这样的诋毁已经流传甚广，时间跨度长达半年，受害者也不只她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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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数天的搜证中，她就收集到了数千条记录：从伪造出来的不雅照，到人身攻击，再到针对整个学校关于“集体卖淫”的记录。
而十多个受害者，也涉及两个校区、横跨五个院系、三个年级。
当她们开始排查，发现了同一个共同好友——赵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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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一起排查信息源）
荒谬的是，赵某晨是学生会主席，看似品学兼优，也与这十几个受害者并没有过多交集，甚至只是“加了微信的陌生人”。
在追问时，他拒绝承认自己造谣，直到受害者将相关证据上报，并在6月10日向珠海警方求助，让警察介入，才在铁证如山下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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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珠海警方对赵某晨予以行政拘留三日处罚。
17日晚，中山大学发布通报，对赵某晨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然而始作俑者赵某晨，却始终拒绝诚恳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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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些惩罚，够吗……？
在他大肆造谣的半年中，流言蜚语已经传播甚广。
多位受害者都出现了心理问题，甚至被判定为“重度抑郁”，需要住院和药物治疗……
正常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一小撮人热衷于对完全陌生、从未有过利害关系的女性造黄谣。
似乎在污言秽语的意淫攻击中，就能够让她们真正被拖入泥潭，满足他们的性幻想。
但这件事情并非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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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山大学事件的同一时间，还有另一件性质相似的造谣事件。
6月12日，一名Coser的自拍照片被人盗用，并被恶意配字。
这种言论被截图，在QQ群众广为扩散，甚至有很多人开始对Coser污言秽语，造谣coser为福利姬、援交女。
（实际上这个coser妹妹是和妈妈一起去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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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害者拿出5000元悬赏线索并报警后，造谣者开始卖惨自称母亲刚出车祸，父亲心血管病，因为担心也病倒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非常有心思造谣）
他道德绑架、苦苦哀求受害者不要走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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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如此，他最后的道歉也毫无诚意。
6月16日，他用小号发布道歉、视频打上马赛克+变声器。
并且将自己的恶劣行为定义为“口嗨”，将过错推给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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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躲在马赛克后面道歉的造谣者，之所以如此害怕法律途径，是因为他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去年7月，杭州吴女士在去小区驿站取快递时被超市老板郎某偷拍。
两人虽然从无来往，但郎某却不怀好意地自己伪造了“独自在家带孩的女业主两次主动勾引快递小哥”的偷情微信聊天记录，与视频一起捏造转发，而后被大肆传播，甚至传播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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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女士的生活因此彻底转变，本来条件优渥的工作受到影响，公司将其劝退，再面试其他工作也因此不予入职。
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议论，甚至有陌生人来骂她，身体出现问题、本来约定的婚期也因为此事受到耽搁。
而在诉上法庭前，对于造谣者的惩罚仅仅只是行政拘留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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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活了28多年，但是一夜之间成了笑话，所有成绩瞬间清零。”
她的生活完全崩溃，但造谣者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在大摇大摆地营业，并且拒绝按照吴女士的要求道歉。
吴女士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前前后后地跑法院、跑警察局，终于在今年4月30日，法院将造谣者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这些恶劣的事情，对受害者来说，完全是无妄之灾。
她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莫名其妙被造黄谣，被荡妇羞辱，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她们往往是最后才知道的。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即使是“胜利”的吴女士，她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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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女士来说，她本来的生活被完全颠覆，身体、心理都因此受到创伤，前前后后一年时间都不得不处理这件事情。
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考验。
需要一次次把自己的伤疤剖开，一次次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自掏腰包请律师，维权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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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围观吃瓜群众”，对于遭受无妄之灾的受害者，也并不友好。
最开始，他们肆意散播谣言，对于受害者品头论足加以评论，将谣言的威力一次次扩大。
而在受害者在维权的时候，却会被“没做过怕什么，清者自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言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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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后，吴女士成功拿到了判决，让造谣者判一缓二……
可是对她来说，她本来拥有优渥的生活，每月工资超过万元，准备和男友结婚。
她用近一年的时间放弃一切来处理这件事情，而造谣者也只是被判一年，甚至很有可能不用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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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道歉辟谣，也绝对无法覆盖到当时谣言覆盖的范围。
仍有多少人，认定吴女士就是那个风骚少妇？
谁都没法知道。
这种莫名被造黄谣的诽谤问题，并非只有中国的女性会遇到。
但所有的受害者，都面临相同问题——维权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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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出名的一个案例，就是2002年印第安纳州的校车司机碧林思的诉讼。
她为中小学生开校车，但她被同事造谣为“婊子、公交车”，宣称她和其他校车司机有各种私情，她的女儿的生父实际上是某一位同事。
这样的八卦持续了两年，她曾经三度向HR报告此事，却都被以“私人纠纷”打了回来，甚至在第三次报告后，公司直接将她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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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出了历时数年的漫长诉讼，但在最后，法院也仅仅只能够对“未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处理”的公司进行惩罚，而非最开始造谣者。
对于碧林思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这类事件，也许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让受害者先滚钉板自证清白，从漫长的起诉过程中冒着被继续污名化的风险劳心劳力，才有让造谣者得到惩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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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诽谤罪，可以公诉。
像杭州吴女士的案件一样，从自诉案件转为公诉，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种保护，更能够降低维权成本。
造谣不是一时口嗨，而是对受害者生活可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恶劣行径。
而网络的出现，更是让这种谣言有了酝酿发散的空间，有了被记录下来、甚至时隔数年还能被查询到的可能性，恶劣程度急剧增加。
执法人员的重视，以及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或许才是这类事件最好的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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