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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9日，上海《时报》第四版刊出了一幅漫画：
一名青年身着关公的战袍，手握青龙偃月刀，立在一条破旧的小船上，小船正准备驶向一望无际的远方。
这幅漫画的题目叫做“单刀赴会”。
同天，《大公报》也刊出了一条简短的文字新闻，与《时报》遥相呼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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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2年，关东州中日小学田径对抗赛，一个13岁的中国孩子让全场目瞪口呆。
100米跑出11秒8，400米跑出59秒，两个项目都以巨大优势夺冠，这让日本方面的组织者尴尬不已：毕竟这个所谓的对抗赛，不过是为了证明大和民族的优秀，大和民族怎么能输给中国人？
现场有人认出了这个小“兔子腿”，他叫刘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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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1909年11月出生于大清奉天省复州（今辽宁大连），9岁丧母，10岁时全家搬到沙河口小刘家屯。
中日对抗赛一战成名后，刘长春考入旅顺第二中学。刘长春的父亲以贩卖布鞋为生，日本在大连开设鞋厂后，机器生产的胶鞋迅速抢占市场，小手工业者的生存越发艰难。仅仅一年后，刘长春因家境无奈辍学，随后在一家玻璃厂当学徒工。
那时的刘长春，走在街上被日本学生辱骂就会冲上去一顿扭打，当然最后总是自己遍体鳞伤。
刘长春平时除了短跑最爱足球。据他本人回忆，小时候爱踢足球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能狠踹日本人几下，“以此报仇雪恨”。
18岁那年，刘长春的百米成绩已经达到11秒，而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风驰电掣的表现吸引了场边另一位同龄人的关注，此人正是当时东北大学足球队的领队——张学铭。
张学铭是“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他有一位胞兄叫张学良。张学良是从弟弟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刘长春的名字。
张学铭慧眼识才，果断推荐刘长春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预科班，专攻田径。
刘长春20岁那年，东北大学承办了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当时北方8个省份100多所学校共派出了2000多名学生参加比赛。
也许当时其他省份还有遗珠存在，但说刘长春在整个北方独孤求败是没有问题的：百米决赛10秒8，一个能接近他的都没有。
百米10秒8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水平？一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上，男子百米金牌得主，加拿大人珀西-威廉斯的成绩，就是10秒8。
刘长春应该知道，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那天就坐在看台上。彼时张学良28岁，和弟弟张学铭一样都是体育的狂热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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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华北运动会之后没过多久，张学良又将德国和日本的运动员请到东北，举行“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
这几乎是张学良为刘长春量身定做的一次比赛。张学良原本希望让刘长春感受一下与国际级选手之间的差距，但最终结果再次超出预期。
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比赛，拿到两个第二，其中百米大战与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几乎是并肩冲过终点线。
张学良终于下决心重点培养刘长春，为此他留下了来访的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当时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出任东北大学田径队主教练。
张学良给步起开出的条件是每月800大洋薪水，另配一辆小轿车和两匹马。步起的这个薪水大概是当时东北大学教授的两倍还多。
身高1米67的刘长春，先天条件并不理想，但阻碍他更进一步的还是跑步姿势问题。为了根治刘长春上身前倾的“踏步式”跑法，步起免不了要用竹竿抽打。
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上，人们惊喜的发现刘长春真的有长进：拿下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单项冠军倒不奇怪，21岁的刘长春硬生生把百米速度又提高到了10秒6。
10秒6这个成绩已经是亚洲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前十的实力。杭州市政府为了激励刘长春，把当时一条通往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不过属于刘长春的路，似乎已经在伸向更远的地方。
2
刘长春是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
东北大学校舍距离沈阳北大营并不远，刘长春在那个深夜听到了爆炸声。学生们第二天早晨发现街上多了很多日本巡逻兵，这才意识到一夜之间，沈阳已经沦陷。
当天下午，张学良发出指示：“时局危急，立即停课迁校，疏散入关。”东北大学临时校址被安排在北平南兵马司，两天后，刘长春搭上了由大连开往天津的客轮。
因为时局动荡，教练步起不得不返回德国，师徒二人再次相聚是五年之后的柏林，那是后话。
就在同一年，中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洛杉矶奥组委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奥组委）发来了邀请。
不过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婉拒了，理由是“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政府准备派遣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在之前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中国就只派了宋如海这么一位观礼员。
1932年5月21日，被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泰东日报》突然刊出一则消息：
“满洲国已经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并已通过国际奥委会认可，并按要求准备递交满洲国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应用。”
从21日到30日，《泰东日报》连续刊载有关刘长春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很快跟进了同样的消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紧急联系国际奥委会以获悉事实真相，但毫不知情的国内民众却把矛头对准了刘长春，一时间“汉奸”、“卖国贼”骂声四起，刘长春在学校屡遭学生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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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当局1931年就找过刘长春，第二年春天更是以满洲国体育部高管的位置相利诱，但刘长春从未正面回应，只是三番五次的搬家躲避。
眼看日本的单方面宣布已经扰乱了民心，刘长春不得不连续在《体育周报》和《大公报》上发表声明：
“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垒伪国做马牛！”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过当时的刘长春如箭在弦上，粉碎日本人阴谋的最佳回应，是让刘长春真正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沉寂已久的中国体育界开始了集体行动：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以张学良的名义致函外交部，体协董事王正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紧急致电国际奥委会，希望能破例为中国运动员报名。
手续出乎意料的顺利，国际奥运会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了中国的申请，但一个实际的难题是：路费从哪儿来？
最终还是张学良以个人名义捐助8000银元（按购买力换算约合现在20万人民币），此事在当年的报纸上并未公开，张学良嘱咐郝更生不要透露捐助款的来历，多年后是体育教育家董守义的回忆录公开了这段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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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中）在北平接见刘长春（左二）、宋君复（左一）和郝更生（右二）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
“刘长春和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作为教练员，将代表中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于希渭是当年的长跑名将，由于日本方面的监视最终未能成行，所以前往洛杉矶的运动员，只剩下刘长春一人，这也是开头“单刀赴会”的来历。
刘长春从7月2日起直到7月8日出发所经历的盛况，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除了和各级政要用餐，单是上海方面在东亚饭店的践行人员就多达2000人。连续的社交活动让刘长春完全没有时间备战，据《体育周报》记载，刘长春因疲劳过度，短短几天内腿部肌肉竟减少了3磅。
这也为刘长春接下来的奥运之行埋下了伏笔。
唯一同行的教练宋君复为防止刘长春晕船，自掏腰包补了36美金，选择改乘威尔逊总统号头等舱。
7月8日上午10点，上海新关码头一声汽笛响起，刘长春记得“那挂满船上的彩色纸条连绵不断随风飘荡”。
“民族的重任使我久久不能平息”。
3
威尔逊总统号从上海出发，途径神户、横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最终达到洛杉矶已经是22天之后。
当客轮行至神户时，曾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刘长春：“二人代表‘中国’乎？抑代表‘满洲国’乎？”刘长春当即严正声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华民国也。”
随后日本当地的体育组织又向船上发来电报，并将刘长春称作“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刘长春立即将电报退还，并告知电报员，“船上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
刘长春深知这一路免不了各种节外生枝的干扰，即使面对同船的外国旅客，也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排斥心理。
有一次船上举行化装舞会，主办人问他是否需要准备道具，刘长春不耐烦的回答：“我是中国人，穿西服就是化装了！”直到晚年刘长春才承认，当时自己因为不懂英语又不会跳舞，在一群外国人中间总感到无比别扭而孤单。
邮轮上有很多娱乐设施，但刘长春除了一日三餐，从来没有碰过那些新奇的玩意，除了在甲板上做一点简单的训练，绝大部分时间就呆在房间里。
1932年7月29日下午16时，威尔逊总统号抵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刚一下船，就在数百名华侨的簇拥下乘坐轿车前往唐人街，美国警察局派出4辆摩托车5辆汽车护送，一路上鞭炮锣鼓与汽车喇叭奏起了交响曲。
一位美国摄影记者示意刘长春拍一张高举双手的照片，刘长春刚一举手就感觉不对劲，这似乎是投降的姿势。后来一位留学生解释，这个动作是象征着刘长春托起了四亿中国人的奥运梦想。
刘长春最后还是照做了，但第二天报纸上的图片说明却不是那么回事。刘长春在日记中提到了这张照片：
“美国报纸刊出这一照片，并说：看看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云云……这一不友好的问话，触动了我的心，国家不强，民族受欺，国民也受人歧视，心中好不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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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奥运村一角
当时的奥运村，建在洛杉矶市郊的一座小山上，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为选手专门修建住宅区。刘长春的“屋前插中华国徽，并列于各国旗帜中，极使人注目”。
刘长春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有着500所住宅的美丽村落背后，笼罩着全球经济危机的阴云：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人数是近24年来最少的一届。
不过刘长春仍然在奥运村里敏锐的观察到了世界的异样：“巴西政府财政困难，选手旅费无着，政府给以该国特产咖啡五万袋在洛杉矶廉价出售，以充旅费之用。又因此次各国对出席选手，皆选之又选，非有把握者均忍心割爱。”
不止是巴西，那年的芬兰只派出田径选手，瑞典押宝拳击，而法国、匈牙利等国则索性放弃了团体项目。刘长春应该庆幸，他毕竟有张学良资助的8000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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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14时30分，第10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
场地四周是37个参赛国的旗帜，可容纳10.5万名观众的看台座无虚席。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排在第8位出场。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派出了一个仅有6人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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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手刘长春走在最前面，中国总代表沈嗣良紧随其后，此外还有教练宋君复、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时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的美国人托平。
事实上，后三位是在美国临时找来撑场面的。看台上的华侨纷纷起身、脱帽、挥手——中国毕竟是来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运动员。
开幕式的第二天，刘长春将参加100米预赛，他在100米、200米和400米比赛都有报名。
刘长春在日记中记录了赛前的活动：“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这大概是刘长春7月8日自上海出发以来最从容不迫的一个半天。事实上，因为舟车劳顿，他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没有正常训练，刚到洛杉矶两天，体力也未完全恢复，而他的对手都已经在美国当地训练了好几周时间。
刘长春在场地里偶遇了两位日本的旧相识，其中一位是著名的跳远选手南部忠平。当初在大连，刘长春总与他们相约到田径场训练，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就断绝了往来，如今再见已形同陌路。
百米预赛第二组比赛即将开始，刘长春身着上白下黑的短装，排在第二道。刘长春将这身装扮命名为“白山黑水”，以表达不忘东北沦陷的国仇家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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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令枪响，刘长春起跑速度最快，10米、20米、30米、40米、50米，刘长春始终保持领先。
进入后半程，开始有选手追了上来，70米处，刘长春先后被对手超过，80米时，刘长春已经落到了第五位。
这也是他在预赛中的最后排名，11秒1，刘长春止步决赛。
奥运会历史只记录了最后决赛里6名选手的成绩：金牌得主美国人埃·托兰，成绩为10秒3，排在第5、6名的南非联邦选手德·茹列特和日本选手吉冈隆德，其成绩分别为10秒6和10秒8。
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刘长春在杭州全运会和华北运动会上所跑出的，正是这两个成绩。
时至今日，洛杉矶奥运会仍被誉为“创纪录的奥运会”，田径比赛共12项世界纪录被改写，24项奥运会纪录被刷新，而“与世界之田径选手精华争胜负”的刘长春，原本有实力站在百米决赛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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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的200米预赛，刘长春21秒9位列第四，再次与决赛擦肩而过。
刘长春在日记中无不惋惜的写道：“舟行劳顿，缺少操练，未能上名，设抵洛杉矶后再有一星期之加油，或不至于一败涂地乎？”
200米比赛后当晚，教练宋君复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以刘长春腿部酸痛为由宣布放弃400米比赛。一旁的刘长春沉默不语，那晚他直到凌晨1点40分才入睡。
尽管两个预赛皆被淘汰，主办方还是邀请刘长春出席午时的宴会。席间有人介绍这是中国唯一的参赛选手，所有在场者纷纷起立与刘长春握手，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切反倒让刘长春坐立不安：“其耻笑我耶？其欢迎我耶？”
刘长春最终放弃了400米比赛。当他发现人们的确会以“虽败犹荣”去形容他之前的比赛，400米反而多了另一层负累：如果表现太差，“则此前两项‘不堪的光荣’不将丧失殆尽耶？”
已经提前完成比赛任务的刘长春后来在奥运村看了一场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运动员害怕出场比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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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切斯特·卡夫特在一篇报道中把刘长春比喻为“奔跑着的孤独的狼”。
这位记者甚至为刘长春的发挥失常找到了新的证据：“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吃不惯美国的食物。每天的午饭是由唐人街送过来的，那是刘长春喜爱的饭菜。但是二百米预赛当天因为交通堵塞，刘长春没能吃到中餐，不得不选择了美式午餐。”
距离奥运会结束还有10天时间，刘长春随后的每天都出现在田径场的看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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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正前方的门楼上，高挂着顾拜旦的名言：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不是征服而是战斗。晚年的刘长春经常在和儿女学生们的交谈中说起这句话。
200米决赛，刘长春在现场仔细观察了冠军选手托兰的各种细节，并在日记上做了详细记录：
“约十五分钟换鞋，作三四分钟慢跑，站立起码二三次后，用两小腿上下动作。土伦（托兰）两脚后抑时，殊与众不同，脚跟向外，脚尖向内，此种本能，或系锻炼出来，与跑时脚下踏地之方向有关系。”
显然，刘长春意识到问题并不在饭菜合不合胃口上：哪怕是赛前准备这一处细节，自己与世界级选手的差距都十分明显。
很可惜刘长春这些一手的考察素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1932年8月21日，刘长春登上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
一年后，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上，刘长春再次跑出10秒7的好成绩，这个成绩足够他在一年前的洛杉矶进入决赛。然而由于在国内缺乏专业指导，刘长春的左腿已经出现反复的伤情。
1936年，刘长春又参加了柏林奥运会，但他本人几乎从不对外提及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事实上，那是国民政府的一段闹剧：66人的参赛队伍，报名30多个项目，加上官员共有上百人，但许多运动员竟是在选拔赛中靠拉关系、送红包去的柏林。
中国运动员在那届奥运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上的突破，但更离谱的是，国民政府甚至没有给运动员准备回国的路费。
刘长春滞留在柏林的那段日子，可以用流浪来形容，他最终是靠着当地华人的资助，加上卖掉随身带着的一些大米才狼狈回国。
刘长春回国途径新加坡，当地华文报纸《星岛日报》刊登了一则漫画：奥运五环旗下，一群留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漫画的标题，是“东亚病夫”四个大字。
1937年，刘长春腿部伤势加剧，当时的医疗条件已经无法助其复原，刘长春不得不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次年，刘长春迁居长沙，但却在11月13日见证了国民政府荒唐的“焦土抗战”：那场大火不但吞噬了整个长沙市，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所有纪念品也全部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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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毕竟是奥运英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但完全被遗忘，甚至沦落到酗酒和抽大烟，要靠饭店打工糊口。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长春终于回到了田径场：他先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随后又调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
1958年新中国第一届运动会，刘长春担任裁判，由他保持25年之久的全国百米短跑纪录终于被打破。
之后的许多年，在大连理工大学操场东北角，人们总能看到一个黑瘦的老人默默坐在小板凳上，手里偶尔会捏着一只秒表。孩子们都叫他“刘老师”，刘老师一直保持着晨练的习惯，起跑时间通常是在清晨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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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刘长春先后担任中华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田径协会的副主席。
1983年初，74岁的刘长春突然向家人提出想去上海看看。那年在上海将举办第5届全运会。
不过儿子刘鸿图却认为父亲另有所想：1984年，中国将正式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当年，刘长春就是从上海出发去的洛杉矶。
刘长春最终没能再去上海。2月底，他在一次晨跑时感觉身体不适，当天被送往医院，3月25日，刘长春与世长辞，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事后人们才得知，刘长春的名字已经被列入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名单。
刘鸿图在谈到父亲的遗愿时说：“当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时，父亲泪流满面，彻夜难眠。父亲的愿望有两个：一是中国人能在奥运会上夺得金奖，让中国的国旗、国歌通过奥林匹克的运动场传向全世界；二是中国有朝一日能举办奥运会。”
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重返奥运会。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洛杉矶夺得中国奥运历史首枚金牌，52年前的同一天，载着刘长春的威尔逊总统号抵达洛杉矶码头。
2004年8月28日，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在110米栏决赛中夺得金牌，并成为中国田径史上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那一刻，有人想起了刘长春：巧合的是，就在刘长春逝世3个多月之后，上海一户刘姓人家刚添了男孩。又是上海，那个刘长春临终前心心念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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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宁愿相信刘翔就是刘长春转世。刘翔和刘长春的照片被放到了一起，有人说：你看，他俩是不是长得挺像？
其实并不像。如果真要说哪里最像，2008年在鸟巢身披1356号战袍的刘翔，和1932年那个单刀赴会的刘长春，挺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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