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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黄小猫，英文名Katherine Elizabeth Ackerman，1990年冬天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个郊区。从8岁那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住进沈阳师范大学后，我的人生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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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来中国，我在前排右二。
其实英文里没有对应“缘分”的这个词，但我是相信缘分的。能与中国结缘，能与沈阳师范大学结缘，能与我的中国爱人结缘，能和爱的人有了宝宝，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还记得那是1999年，我爸把我们兄弟姐妹4个孩子叫到客厅，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我们全家要搬到中国去工作和生活了，爸爸妈妈要去沈阳师大当外聘英语教师。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是用了美国终生教授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学术休假，去中国做为期半年的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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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费城家里的合影，我在左三。
我爸当年在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教发声学，妈妈也是教育学专业语言学教授。来到中国，他们都教英语口语。我妈很喜欢中国美食，热爱中国文化，看过英文版的中国四大名著，其中《红楼梦》更是读了好几遍。一开始来中国也是为了圆妈妈的中国梦，因为她希望来中国生活看一看。
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美国大众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家。我们要举家搬到中国的事情在美国当地掀起了很大的波澜，甚至费城当地电视台都来采访我们一家。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去中国，准备去多久之类的。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中国。在那次新闻里，我们一家人状态都很兴奋，欢呼雀跃。
之所以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举家搬来中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家孩子一直都是在家学习。因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觉得安排在家学习能更灵活。我们从小就培养了很强的自学能力，能按照学校教学计划学习，周末还会去学体育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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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沈阳师大留学生宿舍跟学校老师合影，我在右三。
那时候是不太可能在美国学中文的。于是我们一家人带着语言障碍来了中国，开启了异国他乡的新生活。
因为妈妈对中国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她希望孩子们也会喜欢中国，能适应中国的生活。所以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妈妈努力给我们做了榜样。比如遇到一些跟美国不同的地方，她会告诉我们这个不一样，但不一样也很好。
比如，在中国大家如果喜欢一个小孩，就会喜欢去摸一摸，哪怕是在大街上互相不认识。但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那时孩子们都比较小，我才8岁，弟弟才6岁，大家接受能力都很强。
遇到语言障碍，大家基本都靠肢体沟通。小孩子在一起互相交换个玩具，就能交上朋友。别的孩子父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翻译，于是大家很自然地过渡了美中转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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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朋友的合照。
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在沈阳待了8个月。沈阳人非常多，特别热情，不管去哪都有人想跟我们合影，因为我们这种六口人的外国人大家庭，在当时的中国实在太罕见了。
我们住在沈阳师大位于北陵公园附近的留学生楼里。那是一栋五层的小楼，一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女生宿舍，四层是男生宿舍，五层是外教宿舍。
学校提供的公寓非常小，只有大概10平米。房间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很小的客厅和卧室。我和姐姐弟弟住在卧室，爸爸妈妈睡在客厅，哥哥当时已经成年了，所以他自己住在别的房间。那个公寓一般住的都是一位外教，最多也就是一对夫妻，从来没有来过一个这么大的大家庭。但我们也不介意，而且很喜欢一大家子挤在一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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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爸爸的中国学生。
每个星期我爸都会邀请他的中国学生来家里做客，做一些美国的好吃的，让学生们体验一下美国文化。我们觉得很好玩，就像在开party一样。人多的时候房间走廊甚至卫生间里都挤满了人，特别热闹欢乐。
中国人热情又友好，有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沈阳人会直接挥挥手，告诉我们不用付钱了。我妈虽然中文不通，但买东西偏偏还喜欢讲价，出门买东西都带着纸笔写数字，或者直接拿手比划。有次跟一个人讲了好久，后来那人都给我爸竖大拇指，意思是你媳妇真会过日子，很会讲价。
我们也常常跟院里的大学教授以及学校教师子女一起玩。其实大家互相都听不懂也没法聊天，但居然还能玩得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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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当时一起玩的孩子们的合影，我在右二。
当时负责院里保安的是退休老警察马希光。马爷爷觉得我特别活泼，就像只小猫一样，于是给我起了昵称，管我叫“黄小猫”。还有另一个教授董翠，我管她叫董妈妈，我们相处得特别熟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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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和马爷爷的合影，照片原片已遗失。
马爷爷喜欢唱京剧，喜欢说相声，也喜欢带着孩子们疯玩；董妈妈收藏了很多古代仕女图，让我好像看到了妈妈讲的红楼梦故事里一群女孩子青春美好的样子。
生活上唯一觉得不方便的地方，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车了。在美国，不管去哪我们都是自己开车，但在沈阳是需要坐公交车的。
8个月过去，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沈阳师大，告别马爷爷和董妈妈，回到了美国。但中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和眷恋。沈阳的风土人情，让我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努力再回中国，回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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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姐妹刚回美国的合影，我在左二。
爸妈来沈阳后，也帮助东斯特劳斯堡大学跟沈阳师大建立了合作关系，从此两所学校每年都会有交换生去对方学校留学。
2007年，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再次回到了沈阳师大当外教。这次回来，除了父母的工作之外，妈妈也希望我们能回来看看新的校园，再补习一下中文。
新的校园让我感觉十分不可思议，我们都不敢相信，在短短几年里，中国人竟能在新的地点建立起这么好这么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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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回到中国的照片，我在右二。
在美国的几年里，其实我们一直没有中断过中文学习，也会通过自己看电视剧（比如当时的《夏家三千金》）来提高中文口语水平。但回到沈阳，我们才开始系统地学汉语。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我想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然后去教给美国人。从此，我萌生了将来要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想法，希望让更多的美国人像我一样爱上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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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补习汉语的教材。
2009年，我考入了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2010年，学校一个中国老师听说了“泛美汉语桥”比赛，就推荐我去参加。
比赛是在纽约举行，由俄亥俄大学和纽约华人电视台联合举办，所以我们全家都陪着我去了纽约参赛。
我顺利拿下了那场汉语桥比赛二等奖，获得“孔子奖学金”，赢得了在中国境内任何一所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学习一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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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纽约地区“汉语桥”大赛现场合影，我在右四穿蓝色旗袍。
于是，2011年，我拿着奖学金再次回到了沈阳师大。中国又变了！沈阳建起了地铁，马路也更加整齐干净了，好多高楼平地而起。真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这一年，在沈阳师大校园里，我结识了未来老公费孝民。当时我一个同学不会讲汉语，就叫上我陪同一起去图书馆借书。我们跟费孝民在图书馆偶遇，后来费孝民还帮我同学找书，我在中间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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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孝民大学时期合影。
当时费孝民还问我来自哪里，我说美国费城。他掏出学生证笑着说：“那可太有缘了，你看，我姓费。”
大学时期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泡图书馆，周末去看个电影，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处逛。我有一辆二手自行车，是当时坐公交车去沙河子小区买的，好像就花了30块。后来因为经常一起骑车，很多知道我们关系的人都管我们叫“自行车跨国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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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孝民在天安门前合影。
那时候我一直在找8岁那年来中国认识的马爷爷和董妈妈。后来打听到董妈妈去了国外，马爷爷当年就已经年过花甲，这么些年过去，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物是人非的感慨让我一度觉得很难过。费孝民却安慰我，说马爷爷不在也只是传言，说不定还能找到呢？
之后，他开始暗暗帮我寻找两位老人，跑了好些派出所找户籍民警查信息。这样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接到了费孝民电话，他神秘兮兮地叫我下了楼，把手机递给了我：“有人要跟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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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马爷爷重逢，后来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电话那头传来了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熟悉的声音：“黄小猫，是你吗？马爷爷可想你了！”
于是我俩骑自行车直奔马爷爷家。马爷爷已经快80了，白发苍苍地等在院门口等着我们，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后来，费孝民还帮我找到了刚从国外回来的董妈妈。能跟他们再重逢，我感觉就像找回了家和亲人一样。我对费孝民也是满怀感激。从此，我们天天都会见面，费孝民会教我汉语，我也教费孝民英文，帮他练习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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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人一起旅游。
费孝民是典型的东北人，人非常真诚有趣。他出生于东北铁岭昌图县一个普通下岗工人家庭，家里还有个姐姐。费孝民家从小条件就特别艰苦。从他出生，到后来我们给他父母买房以前，他们一家人一直住在一栋农村老房子里，就两间平房，一个小院子，没有上下水，冬冷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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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民老家当时的照片。
2012年，费孝民带我回到了农村老家。费孝民担心我会介意他的家境，但对我来说，我家物质上并不缺什么，只要一家人能和睦相处，彼此扶持照顾，也就足够了。他的父母对我都非常好，虽然家里条件简陋，但一家人氛围特别好。
后来，我把谈恋爱的消息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母，他们也知道了我跟马爷爷和董妈妈的重逢的故事。父母当即就趁暑假飞到了沈阳来跟费孝民和他的家人见面。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热火朝天非常高兴。
经过这次接触，我的父母认可了费孝民和他的家庭。他们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学习进步，也相信我们日后一定能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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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的合影。
8月，我在沈阳师大大三学业结束，需要回美国接着读完大四。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为了费孝民再回来读研。
因为时差的原因，异地恋大多时候彼此都没法及时沟通。有时候特别着急想跟对方说说话，却也只能乖乖等着十个小时后对方的回复。那一年里，我们彼此思念，通过网络联络，等待着重逢的时刻。
2013年6月，我顺利拿到国家奖学金，回到沈阳师大攻读对外汉语的研究生。而费孝民也考取了沈阳师大翻译专业研究生，我们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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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双方父母都来给我们庆祝。
2014年，我们一起去上海看夜景。走在外滩上，费孝民突然单膝跪地拿出戒指跟我求婚。外滩很美，我感觉自己像身在童话故事里一样，幸福地答应了他的求婚。
在我心里，费孝民是个勤奋且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家里条件不好，于是拼命读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读书期间也努力打工存钱，希望能让身边的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求婚的时候他说，结婚后他一定会更加努力，后来他也真的做到了。
那时候我正在参加“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费孝民一直陪着我做各种比赛准备。后来我还在比赛中跟大家卖了个关子，说如果进前三，就分享给大家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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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汉语桥”时的求婚重演。
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进了前三。在颁奖礼现场，费孝民也突然出现，重演了求婚的场景。我们收获了所有观众和现场人员的祝福。
涉外婚姻需要去省民政厅的涉外婚姻办事处登记，流程繁琐。费孝民需要准备沈阳暂住证，而我需要去美国领事馆开一份单身证明。把所有材料准备齐全后，2015年1月8日，我们正式领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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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孝民的婚礼现场。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信，在我们这段异国恋的过程中，遇到过唯一的文化冲突就发生在办婚礼这件事上：婚礼到底谁付钱？在美国，婚礼是女方付钱的，但在中国这些费用都归男方来出。
通过协商，2015年8月8日，我们在沈阳铁岭费孝民老家简单地办了婚礼。婚礼是由费孝民的父母出的钱，最后大家都非常高兴。
婚礼上开怀大笑的二位妈妈。
婚后，我和费孝民在沈阳师大附近租了一套带简单家具和电器的公寓，贴上大红喜字当婚房，过起了温暖的小日子。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沈阳铁西区小山姆英语俱乐部当外教，偶尔也会去电视台做一些客串节目，而费孝民在一所大学当英语老师。我们养了两只猫，有空也常去五爱街逛逛。
在费孝民家招猪逗狗。
我喜欢中国菜，也希望用我的方式去照顾好家人。所以三不五时地，我会去楼下小饭店找师傅学做中国菜。费孝民的妈妈最爱吃锅包肉，所以我跟厨师拜师学艺的第一道菜，就是锅包肉，然后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而我最爱吃茄子，也是到中国之后，才发现原来茄子有这么多吃法！所以每次回婆家，妈妈就会给我们变着花样地做茄子，实在太好吃了。
2016年，我们用婚后积攒的一点钱给费孝民父母买了新房子。对于中国人很看重的结婚必须要房子车子配套这件事，我一直都觉得无所谓。而给婆家买房，也是考虑他们辛苦多年，也是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
我跟费孝民妈妈学做饭。
2017年，从没来过美国的老公说想来美国生活看看。于是我们就给芝加哥的一家中英双语教学的蒙特利梭学校投了简历。没想到的是，不到两周，经过简单视频面试，学校就确认了招我们过来当老师。
这所学校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学校大多数学生都不是华人。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快，美国很多家庭也开始觉得学好中文对孩子发展更好。所以在这所学校里，除了英语课，其他课程都是全中文教学。
芝加哥唐人街的十二生肖广场，我们总去那里。
在美国的生活也非常简单，跟在沈阳基本没有区别。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芝加哥有很多公园，我们也常常开车出去旅行，或者在湖边散步。美国的二手店很多，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去那淘宝。
费孝民一开始不太习惯西餐，所以我会给他做他喜欢的东北菜。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习惯，完全适应了美国的一切。
2019年，《你好，李焕英》剧组通过自媒体找到了我，希望找一个会说东北话的外国人。于是，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了一个外籍女排队员毛芹。
我在《你好，李焕英》拍摄现场以毛芹的形象拍照。
电影在2021年春节上映，反响非常棒。那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拍电影的体验让我感觉非常快乐，我很喜欢看到自己在电影里的样子。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因为参与拍摄后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半小时电影，大家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拍摄和准备。电影其实是“荧幕一秒钟，幕后十小时”。
一部电影背后，很多人的付出大家是看不到的。比如化妆师永远最早起床，还要随时待命。各种道具影像设备司机等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导演贾玲最辛苦，她既是主演又是编剧，为了把每个镜头处理好，很多时候都是没日没夜的。
对今日头条这个平台其实我之前也不太了解。有很多朋友说他们在今日头条上看到过我，给我转发跟我相关的文章链接或者视频。我才慢慢知道有这个应用，知道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平台交流，但也同时发现很多关于我和我家人的内容其实有一些误会。于是我想，也许我可以自己在头条注册账号，向大家展示我们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来了头条，记录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和想法。
我在《你好，李焕英》拍摄现场跟大家合影。
拍完电影后，我又回到了美国。今年3月，我跟费孝民的宝宝出生了。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没法回中国让爷爷奶奶看孩子，这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爷爷奶奶已经挂念了许久。
宝宝房里的照片。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们希望他能跟我们一样喜欢中国文化和历史，甚至在孩子房间挂上了兰亭集序的窗帘。
在家我们都是讲中文的，所以这个孩子第一语言肯定会是中文。但如果在美国长大，学好英语也是顺理成章。
因为双方父母身在两个国家，两边家庭都需要照顾到，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中美两国跑，尽量兼顾。等孩子大了，还想让他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对此时此刻的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和自己爱的人有了宝宝，能经常见到双方父母，家人身体健康，每天都能过得很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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