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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休假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共同富裕”提上日程。面对“共同富裕”，人们的普遍疑惑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背后有着怎么样的动机与逻辑？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就中共官方公布的简要内容来看，目前还只是在“破”，比如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立”，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上给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值此之际，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以期从政治、理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对比等维度展开论述。此为系列文章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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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将“共同富裕”描述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Getty）
对中共来说，力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已经毋庸多言，不管是出于救近火——缓解贫富分化产生的挫败情绪与社会矛盾，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的管治目的，还是出于中共追求建立公平社会的政治初心，推动“共同富裕”都已势在必行。而且从可行性层面看，邓时代四十年经济发展，也为习时代推出这一政策，提供了和毛时代进行“共富”尝试时不一样的经济基础，这应该也是中共在时隔数十年后，再次力推这一政策的信心来源。
从西方政治的视角看，中共作为一个“左翼政党”，又是通过诉求建立公平社会获得民众支持并成功夺权，那么在之后执政中遇到类似挑战，选择通过最熟悉的路径应对也再正常不过。西方两党制选举政治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政策的钟摆效应，中国虽然是一党执政，并非典型的选举政治，政治决策与执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但是在四十年沿某一政策方向发展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变化，适时作出某些重大调整也很有必要。这就是中共所信奉的实事求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它虽然和西方两党制下的政策钟摆效应在内在政治逻辑上具有根本差异，但是在某些表象上，又具有某些相似性。
从“蛋糕之争”到“共同富裕”
事实上，推进“共富”在中国社会早就有民意基础，抛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均贫富”理想不提，蹿红于十年前的“蛋糕轮”这些年从未在中国舆论场消失，就反映出在社会不少人心里对此一直存有朴素认识。而中共十九大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调整，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定义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中共对这一认识的政治回应。
过去几年，在习近平主导推动下，人们能明显感到中共的政策取向，在向人们传统认知的社会主义价值回归，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一直在持续调整，“共同富裕”正从一个路线宣示，变成一场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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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画面。（新华社）
2019年6月，中共开始在全党进行一场名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
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具体路线图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除了就“共同富裕”做进一步深入论述，还就“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了说明。旋即2021年6月，长达万字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
这次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则敲响了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战鼓。
可以预见，接下来中共必将还有进一步行动，不排除会出台诸如“推进落实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等文件。推进落实“共同富裕”必将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未来中共在国内进行社会治理的价值主轴和中国政府在“第二个百年”的工作中心。
共同富裕绝非“杀富济贫”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共同富裕”绝非要“杀富济贫”，再搞一场“打土豪 分田地”运动，或是回归到毛时代计划经济时那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年代，中共虽然是通过曾经熟悉的路径上再次向推进“共同富裕”发起努力，在核心价值观上与毛时代的共富实践一脉相承，但是习中央如今对实现“共富”的认识，显然和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习中央从来没有像毛时代那样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谈到“共同富裕”，“长期任务”、“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经常是同场出现的标配用词。
这次中共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也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与此同时也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在提出这一政策目标时特地为之冠上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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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Getty）
另外，和毛时代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脱离社会实际与经济规律搞共同富裕不同，习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明确提出要“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它尤其承接了邓小平的“先富后富论”观点，明确承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以避免毛时代因为片面追求平均主义而导致的劳动者积极性丧失的情况。
此外，在至关重要的财富分配措施上，和毛时代在特殊革命或社会改造年代通过肉体消灭或政治高压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分配给农民与城市工人不同，习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拟采用的多是现代国家治理方法，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法实现，其目标是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中共经济智囊团成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不久前也在一场演讲中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共同富裕并不是很多人担心的均贫富，而是在努力追求形成中产站多数的橄榄型社会，因为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持续稳定的。第二，先发展，后分享，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共富”落地要警惕两大陷阱
虽然如此，对中共来说，在政策上推进落实共同富裕也有两大需要注意的陷阱。第一个陷阱是错误的平均主义认识陷阱。必须注意到，在中国国内，不少人因为毛时代的失败经历，对眼下这场共富行动能否成功信心不足，对在行动中如何激发生产者积极性，能否有效保护合法财产还心存疑虑，对这些认识和疑虑，中共必须耐心解释，并通过实际行动让人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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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后，推动“共同富裕”成为中共新的“中心课题”。（Getty）
此外，因为共同富裕在西方资本主导的的分配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资本主导本身就意味着贫富差距，而且在选举结构下西方政党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所以西方一看到共同富裕，人们就觉得不可能，觉得它违背了基本常识，认为共同富裕就是要回头搞平均主义，有人甚至称其为是一场新的“杀富济贫”运动。这种认识虽然错得离谱，但是在西方却很有市场，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信徒。对这种习非为是的错误认识，中国除了需要抓紧建构有关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还要通过谨慎而大胆的治理实践，做出成绩来让西方信服。
第二个陷阱是官僚主义与民粹陷阱。对中共来说，必须警惕地方官僚在执行中的“宁左勿右”和政治投机，要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对“共同富裕”在思想和哲学层面有更深理解。“共同富裕”绝不是一场“均贫富”运动，必须尊重现实，尊重人性，尊重经济规律，各地方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决不能搞“一刀切”和形式主义，要力戒滥用国家暴力。注意别让民粹在政治正确掩护下鼓噪仇富仇资，形成社会氛围，进而影响到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必须加大对合法财产保护力度，避免官僚主义与民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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