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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都说冻死的人，表情是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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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是人在冻僵后，面部肌肉僵化不动，口、鼻子还在微微张着呼吸，让人错以为是微笑的状态。
人冻死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甚至能让人在濒死时产生热的幻觉，撕掉身上的衣服。
在世界军事史上，有场最为惨烈的战役叫长津湖之战，冻死、冻伤数万中国军人。
这场战役被美军列为史诗级战役，广为宣传，而我们至今鲜为人知，只因为它是惨胜。
1981年，作者孙波沙在父亲弥留之际，才知道自己的叔叔就牺牲在长津湖。
起初，他只是想知道叔叔是怎么牺牲的，以及叔叔所在27军的战斗情况，后来慢慢发现，长津湖战役是四个军殊死战斗才完成的。
这些年，他马不停蹄采访了数百位老兵，就是想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长津湖战役。
他采访过一个老兵叫孙佑杰，是长津湖战役的随军记者，他记录的内容曾因为太过真实，而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今天，我们终于有幸读到这些故事，一起记住这些冰雪中无声的生命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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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出版了《鸭绿江告诉你》一书。
刚出版，就有人写信告我的状，说我侮辱丑化人民志愿军，要禁止这本书发行。
军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开始对书进行“地毯式”检查。
这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我在朝鲜的战地日记和采访手记，难道就因为真实，而不该被人看见吗？
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如果不能讲真话，那我宁愿沉默。
为出这本书，我已等了40年。
1
我还记得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闷罐车厢，全是27军政治部营职以下的战士，部队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
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的安静。
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
一直到车过山海关，部队才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密电令：27军出兵朝鲜作战。
密电是1950年10月27日16时发出的。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开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脸上挂着的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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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朝路上的“闷罐”火车
唯一的马蹄表时针已经指向了22点，照纪律规定该熄灯睡觉了，可大家让尿憋得无法入睡，都在等停车方便过后再入睡。
好在车厢内没有女同志，个别人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走到车厢铁门前尿起来。人人都知道这样不雅，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咣当咣当……”闷罐车终于在一个隧道里停下来，大家有10分钟的方便时间。
忽然，后面车厢底下有女兵在大声喊叫：“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哪！”
这是巴木兰大姐的声音。
巴木兰是我在军文工团时的战友，事后她对我讲，文工团是男女同乘一个闷罐车厢，腼腆的女兵苦于无处小便，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让小便慢慢渗进包裹里的衣服上。
当听到车门被打开后，女兵们便纷纷下车，四处寻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时还有手电晃动，女兵们就齐刷刷钻到了火车底下。
车厢里的男人见女兵们下车了，迫不及待拥到车厢门口，对着门外尿了起来，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拧开的水龙头一般。
最后一拨还没尿完，前面传来了开车的口令。火车下的女兵们一听急了，赶忙朝车门跑来，因为害怕掉队，就迎着骚气熏人的尿液登车。
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时又刹不住，只好边尿边提裤子，硬是将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个个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引得车厢内一阵哄堂大笑。
巴木兰天真活泼，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车到安东，她依旧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说起这件事。
我听过后，却半点笑不起来。
凭多年的战争经验，我已经察觉到，出兵朝鲜，将比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还要残酷。
2
部队一到安东，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
相对于一般人，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腥与生死的老兵。已经很难有事情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十分惊讶。
部队下了一道命令，彻底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痕迹，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装备上的所有徽号，收缴部队番号的印信。
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是新中国军人的标记。每个士兵视若珍宝。
现在出国替别人打仗，他娘的会随时牺牲不说，连自己部队的标记都没有，这是打的哪门子的仗。
许多战士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可军令如山，骂归骂，命令还得执行。我索性瞒过军政治部的首长，冒着受纪律处分的危险，私自带上了七把刻刀和两块刻板，准备刻版画。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刚准备进入朝鲜，发现东线山区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转到吉林的边境临江。
就这样，27军的79师后卫变前锋，我跟随79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
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了朝鲜的中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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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雪地上行军的志愿军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北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低达零下43度。
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在冰冷中沉睡的村庄沸腾了。
一听说我们要去前方打侵略的美军，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地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备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
我所在的237团3营7连指导员非常关心我，说我是随军记者，见多识广，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可以由我自己定。
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
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日常用语培训抓得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3
我深知美机的猖獗与厉害，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累得一动不动，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
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的炸弹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
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
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
我擦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突然想起刻刀和刻板还在屋中。我不顾一切，急忙向镇中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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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战时使用的木刻刀具
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
谢天谢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堆破木头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看着它们落了单，自然要来找我。
没想到找我这一趟，反倒救了他的命。
原来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
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天哪，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冲进还在燃烧的木屋，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还不如死了算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昨天大家还在一起热闹的地方，转眼就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
当时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国鬼子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掩埋了牺牲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军。
27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
4
我跟随7连进入东部的狼牙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
在冷得浑身颤抖的时候，还得靠吃冰雪解渴。
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
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战士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236团2营6连的许多战士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
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累得站在冰冻的路上没动地儿，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
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板。
一位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炮兵16团2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但雪天里，部队无法一直行军，还要休息。
所谓休息，也别提什么军用帐篷和借宿的民房，只能雪山露营，这对物资稀缺的志愿军部队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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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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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5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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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6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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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
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抗战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
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要深入作战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凭着我写的一篇战地新闻，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报社。
这时，27军已经自江浙一带北上山东津浦铁路沿线集结，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但直到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再问我，我的回答会更简单：“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梦想。打日本鬼子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
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7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
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但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轰炸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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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先进的装备，随军的坦克大炮
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战士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留下署名部队代号的纸条，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
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7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
来领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的同志，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记者，这儿就你最有文化，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
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部队的代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
战争夺走了人们的理智和气节，面对饥饿，人们甚至会变得比野兽还疯狂。
8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27军终于出其不意地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美军的7师31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
这支队伍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时任的美国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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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军缴获的美军“北极熊”团团旗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
志愿军士兵穿着的都是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
11月27日夜间，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的29日，伤亡严重的27军停止了攻击。
当天夜里，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27军阵前指挥所。
军前指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副好几年都没睡觉的样子。
里面的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和各个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30多人，人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对方为啥指挥所这么安静。
值班参谋面色惨淡，告诉我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原地休整后，到30日夜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为了获取第一手阵前情报，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的最惨烈。他让我去找驻扎在内洞峙和新兴里的80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迷瞪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启程去了80师在内洞峙、新兴里的阵地。
在80师，我走了几个阵地，每到一个地方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诉我，英勇的27军已经无力再战了，部队根本打不动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饿的眼睛冒光，见美军也停止了反击，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失望而归。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的那个连队，断粮整整一周了。
部队饿疯了，为了保持战斗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抢回几个美军尸体，用刺刀割下美军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闭上眼睛，胡乱咽下去了事。
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美国鬼子！”
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但这位和连长要食物的战士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期间，部队一直靠缴获敌人的食品生存，啃树皮吞棉花的也有，直到占领了咸兴后，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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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士们在吃炒面
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
我舍不得吃啊，每次只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
9
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我的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气体熏坏了。
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也无法入眠，有时连稿子也看不清，再拖下去，恐怕会完全失明。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军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我跳下志愿军27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心里想的不是出发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
我在想，那猫也不过九条命，我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早该死了。
当时，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就栽进鸭绿江喂鱼了。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
回国后我被安排住进了野战医院，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
虽然我已远离了朝鲜，远离了战场，可除了编稿子，过去种种仍旧在我心头日夜萦绕，让我无法安宁。
夜里我常常无法入眠，经常需要服用安眠药。
眼睛刚好，我就开始动手写抗美援朝实录，可写了3万字就打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写高大上的歌颂文字，鲜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如果不能讲真话，那还不如保持沉默。
一直到1995年，21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才出版，我已经7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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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鸭绿江告诉你》付梓之际的照片
虽然还有人想禁止这本书发行，但27军政治部专家组对书检查后，最后的结论是书很真实，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地方，看后感人肺腑。
因为他们也是军人，知道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让我没想到是，这本书不但引发了国内的调查，还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在南北朝鲜，最先关注我这本书的是韩国人赵纪贞。
赵纪贞是木浦大学的中文教授，他将《鸭绿江告诉你》翻译成韩文，这是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反映朝鲜战争的书。
赵纪贞还力主韩国出版商，邀请我去韩国访问。
1996年，接到邀请的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曾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况且我还是一名志愿军。
可去了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对方待我很友好。
我问木浦大学的教授们，我曾是你们的敌人啊，为什么还这么欢迎我。
其中一位教授说，因为我尊重历史，我写的朝鲜战争非常真实，从来没有人这么写朝鲜战争。
他们还邀请我去板门店的“三八线”参观。站在“三八线”上，遥望着北部朝鲜，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那匹被枪杀的战马，想起了冲锋前要吃顿饱饭的战士，想起那个自残后流血死去的“胆小鬼”，想起了那两名奸污朝鲜姑娘被枪毙的“孬种败类”……
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个恋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鲜族姑娘。
10
那是1951年秋天，27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奉命将金城防御阵地交给67军，转移到元山的马转里休整。
我下连队采访时，借住在当地一家朝鲜老乡的家里。房东是金大爷，家里除了金大娘，还有他们17岁的女儿。
那姑娘一身白裙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闲就给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们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里间，为了让我安静写东西，她就搬到了外间，和父母睡一起。
有一日，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于缺医少药，“甜姑娘”来找我。我让文书买来一只鸡蛋，这在当时属于稀缺品，然后用老家姜丝炒鸡蛋发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
有天上午，我将洗好的手绢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取回来发现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爱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绣的，因为这五个汉字是我教给她的，这让我心潮激荡。
我能感觉到，在我治好了金大娘之后，“甜姑娘”似乎对我动了心，待我更好了。
她是我入朝后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鲜姑娘。
她身高一米六的样子，体型很匀称，乌黑的短发，面色像金达莱花一样，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一对小酒窝。
我看在眼里，只觉无可挑剔。
当时的朝鲜有“四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轻媳妇和姑娘多，青壮年男人少，他们都上了前线。
当时，朝鲜姑娘追求爱情大胆泼辣，这或许是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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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丽的朝鲜姑娘
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多优秀的志愿军官兵，“甜姑娘”单单喜欢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爱情思量。
可我身处战场，说不定今儿活明儿死，不说一线战士，光27军部的战地记者就已经牺牲了三位。
但即便是幸运活下来，部队有铁的纪律，国家也有政策规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鲜姑娘结婚，难上加难。
如果双方不结婚，那叫玩弄女性，绝没有好下场。
我决定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却“埋”不住了。
我离开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旧写稿子到深夜，钻进被窝后烦躁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为期两周的连队采访就要结束了，她把火炕烧得“滚烫”。
翻来覆去之际，“甜姑娘”轻轻推门进来了。这是我下连队熄灯后，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
她站在炕边，不说一句话。
我赶紧坐起来点上松油灯，一看她已经脱去了外衣，只穿着细线背心和短裤，身体几乎裸露在我的眼前。
明摆着，这是要以身相许。
一瞬间，我像被一股电流击打过，整个身体火烧火燎，后背开始冒汗。
那时我25岁，正值壮年，心上人以身相许，我怎能不动心。可我不能娶人家，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
我咽了一口唾沫，下炕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军大衣，劝了好半天，将她送出了房间。
“甜姑娘”到了外间，我听见她低低的哭声，我又何尝不是心碎。
第二天早上，我去连队伙房吃过早饭就要回军部了。回来告别时，金大爷、金大娘依旧待我很热情。
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她的儿子在朝鲜人民军里当班长，第四次战役刚开始就牺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们家的儿子。
我流泪了，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27军牺牲的三名战地记者中，我与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牺牲时，我也没有流泪，心里只有仇恨。
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我却被金大爷一家感动得一塌糊涂。
“甜姑娘”没有出来送我，但透过木窗棂子的薄纸，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鲜战场归来的战友们，记得最清、说得最多的是长津湖、“三八线”和上甘岭，但我心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北朝鲜元山的马转里，这里有个女孩叫“甜姑娘”。
人的初恋刻骨铭心，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今年94岁了，只要一想起抗美援朝，就自然会想起这位“甜姑娘”。
当年长津湖畔饿死我那么多兄弟，就是想让“甜姑娘们”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可惜，70年过去了，“甜姑娘们”还是没吃饱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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