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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国庆假期，已经脱离公安机关3年多甚至“赋闲”全国政协一年多的傅政华终究未能逃脱“魔咒”，成为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三名公安部副部长，也是中共自2020年启动政法队伍整顿运动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曾在北京公安系统多年，以处理过“天上人间”案、马加爵案、周永康案、维权律师案等大案、要案而闻名的“能吏”，巅峰时期官至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位居正部级，2018年党政机关改革调任司法部长，直到2020年年满65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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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常年在国家暴力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他的落马引起的震动极大。首先，作为全国政法队伍整顿第二阶段的“重要成果”，傅政华的落马以及更早之前另一名公安部时任副部长孙力军的落马，可能都不是这场运动的终点，这场政法队伍整风可能牵扯出更多的人和案件，他们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落马印证了这场运动的必要性之外，不仅仅是清除若干“害群之马”，而是要反思他们如何出现的这一更本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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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时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新华社）
作为拥有合法使用国家暴力的唯一政府机关，公安机关的存在非比寻常。从大的意义讲，它事关国家政治与政权安全，从小的意义讲，则与社会治安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又以国家强力机关身份介入国家经济社会运转。
1949年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时表示，“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公安机关始终“国家安危，系于一半”，足见其重要性。
自中共建政以来，其社会角色多有变化，但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负责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逐渐强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对传统社会利益格局的冲击社会矛盾多元且日益复杂、频繁，公安机关的权力扩张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最明显的特征。
自周永康落马前后，北京一直在反思公共安全机关最高负责人这样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高位的，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就代表着掌握国家维稳力量的权力人物，尤其是公安机关的权力人物，所代表的利益部门的崛起，乃至“失控”风险。
其实，公安机关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内部的生态与其他国家机器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相较于其他部门包括其他政法部门，它对社会的渗透无远弗届，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世界，从普通公民到社团企业，可以说能够掌握最全面的社会个人和组织动向。
其次，合法且专业的暴力使用权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监督，包括孙力军等落马公安高层被曝光反倒是在合法地利用一切侦查反侦查手段对触犯其利益的人和组织采取动作，而同时也在“合法”地为他人充当“保护伞”，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
最后，专业性强、危险性大使得于公安系统内部极易形成相对独立且等级森严的关系网，这成为彼此之间人身依附、团团伙伙的现象相当突出，事实上从既往案例看，从基层到高层，政法队伍整顿的对象都呈现窝案特征，少有个人行为，套用政治话语就是公安体系生态破坏极为严重。
因此，像傅政华、孙力军等人，大搞团团伙伙，甚至滥权妄为，制造冤假错案，打压异见，激化社会矛盾，绝非偶然，一定有其深刻而普遍的内部成因，这才是冰山一角之外，政法队伍整顿最需要揭开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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