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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美国之音，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6）上，美媒记者跟中国气候特使对于使用中文还是英文回答的言词交锋，引发热议，中国特使解振华一句“不如你用中文提问”，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自信以及有逐渐跟西方较劲之势。分析人士表示，西方话语权的正当性在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绝非中国高分贝喧嚣所能撼动。中国现在正在打一场“逆风球”，不论因为它是共产体制还是中文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想要去影响西方传统和非华文圈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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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杨光2019年8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准备回答记者提问题。
西方话语权松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日前举行一场论坛，发布《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报告指，继经济实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后，西方领衔的国际话语体系也出现了松动，例如国际金融危机、黑人弗洛伊德遭警压颈致死事件、美国撤军阿富汗，以及新冠疫情欧美表现欠佳等，暴露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体概念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加之近年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多，也造成中国话语力量的崛起。
不过，该报告也说，虽然世界越来越把目光投向于中国发展，让西方话语权陷入危机，但西方话语霸权护持之势仍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话语处在西方强势地位的压制下，仍无法与之抗衡。报告特别希望中国的智库能有“雄心”去影响白宫及其他西方国家，推动国际话语权的变革，重塑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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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出口展销会媒体中心的多面电视屏幕正在播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2021年11月4日）
今年5月3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时，就曾强调中国要形成跟现在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以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11月1日援引人民大学该份报告的报道中指出，“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均认为，这是中共夸大宣传的效果。不论从该份报告还是实际情况，中方话语权至今都还没有占到优势地位，即使中国的喧嚣一时扰动国际社会“一池春水”，但并未让西方话语权陷到“危机”的地步。
喧嚣撼动不了价值正当性
香港时评人桑普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冲击不是巨大到会撼动到西方话语权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西方话语权的正当性也不是靠分贝高去处理，有些真善美的价值也不是中国靠话语权就可以把它淹盖的。”
桑普指出，话语权涉及到价值体系，近十年来，西方价值体系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歧越趋扩大，让中方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搅动西方左派跟右派之间的矛盾，因此，与其说是中国崛起去挑战西方话语权，不如说是西方价值体系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中方在这个大洪流里，自然跟左派走得比较近。
桑普表示，中方运用西方话语权里的诸多字眼，比方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去建构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类似已故英国作家奥威尔（Orwell）在其知名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里提到的“奴役及自由、战争及和平”这类的表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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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白宫过去也曾以“奥威尔式胡言乱语”（Orwellian nonsense）抨击中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的行为。过去也曾有评论称，中国是一个被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笼罩的幽暗国度。
桑普表示，中国是打着“西方的”红旗来反红旗，用西方的话语来反西方的话语权，但只要看看709维权律师们为何被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何遭监禁病逝，还有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看到，中国戕害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案例不胜枚举。
桑普说：“（中国）这一招是非常毒辣的，（但）无论它多么的花言巧语，只要揭穿它的实质内容，就知道它根本不尊重自由、人权、民主、法治。”
据中国的人民网报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中国话语权的报告发布会上指出，中西话语权之争即将进入决战期，当下的中国话语力量已经崛起，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准扶贫”等词汇，已经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又如中国的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等获得了世界普遍认同。还有过去一年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反对美国长臂管辖的法案，也提升了中国国家威严和依法治国理念。王文还说，中国想要重塑全球话语权，需要打无数场“长津湖战役”。
虽然中国试图提升其话语的能见度与适用性，希望塑造国际社会的“中国观”，但目前国际社会看待中国似乎仍以负面评价居多，“战狼”的称号可见一斑。人民网报道说，王文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后，正在解决“挨骂”的问题。
中国逆风球不好打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想走一条过跟过去西方价值不同的路，代表它必须要挑战过去既有的主流观点，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相关论述体系，它是在打一场“逆风球”，自然非常困难。
黄奎博说，中国想要挑战西方话语权的困难之处主要来自于三方面。首先，大家已经习惯了西方长期以来输出的观念思想。如果按照反殖民派的说法，自殖民时期起，西方就一股脑儿地将他们的观念思想往非西方国家“塞”，让这些被殖民人的想法跟西方趋同，这些人接受了被统治的事实，也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比自己国家的更为进步，因此接受并相信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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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黄奎博提供）
其次，中国的共产主义或“柔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绝大多数的西方政体并不相同，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共产革命输出的形象已经深植人心，对人类生活安全或是人权保障等方面一些留下难以消除的负面印记，也因此，共产主义的形象比不上西方国家几百年下来在世界各地宣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的正面。
第三个原因则是语言，英文在国际间的传播便利性比中文强很多，中方文化思想的传播还是必须经过一个“英文化”的转换过程，才能让非华人世界了解。
黄奎博说：“中国大陆就算它再怎么努力，甚至把所谓的儒家思想、中华文化抓回到手上，问题在于所有的根基底蕴还是以中文为基础，所以它要去影响这些外面的、非华文圈的人的时候，就很辛苦了。”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宏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就是它想做的事情往往跟它想要达到的效果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王宏仁不相信中国会笨到故意去跟周边国家或跟西方国家搞坏关系或破坏自己的形象。问题在于中国向外宣传时，它所做的实际行为跟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才会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去相信中国就是它所想传达给外界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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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宏仁。（王宏仁提供）
王宏仁说：“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它那个中国中心主义太强了，以及它们跟外在接触的讯息有时候也太片面了。”
王宏仁说，中国可能的确接触到一些认同他们的国际讯息，比如说长期跟中国友好的国家或接受中国援助的一些非洲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可是这些国家本来就不那么代表西方，也非民主体制时，那些片面的资讯可能就会影响中国，使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评量。
智库的角色
《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表示，为了重拾中国话语权，应鼓励中国学人、媒体、智库应有志向与雄心影响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唐宁街十号。据中国媒体报道，关于智库的讨论特别热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就在会议上说，要增强中国智库的传播速度、影响强度与内容质量，以形成一个超越既有传播渠道的“再传播链式”的反应。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根据自身的观察指出：“我也注意到（中国）智库或者是研究单位，它的英语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我也看到了它们有些涉台研究单位的人，现在可以去国外就用英语在谈两岸关系没有问题，过去老一辈的都用中文，现在他们也慢慢有那种中生代或年轻一辈，可以讲英文直接上场的，就是可以更直接的跟英语或者外语观众去沟通。”
不过，香港时评人桑普提醒，中国运用智库只是一个开了一个头，它会再透过全世界的海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在地协力者，比如孔子学院等，去重塑全世界对于一些基本文明价值的认知，如果西方社会对此视若等闲，不从组织源头去根绝的话，中国反而会利用西方社会言论自由的这项特点，去伤害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桑普呼吁西方社会应大力地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与中国业务往来的组织、团体或个人登记，揭露他们跟中国往来的资金、人员和事务等信息，且这些组织必须接受监管，否则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将会面临中国不断加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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