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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16日8时45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议。尽管中美对于彼此都有不少期待，例如美方希望中国稳定供应链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无疑希望美国能缓和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乱象，但对于弱势的拜登政府能否实施则持疑问态度。在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之中，外界普遍对峰会实质成果不抱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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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就具体议题交换意见就或许并非重点，例如外媒普遍认为两人或会讨论贸易战、台湾、核武库等议题，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会否在理论方面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提出新的论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15日就指，习近平将与拜登将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确轨道。这就令人好奇，中方会否提出类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外交构想，拜登又将如何接招。
“新型大国关系”始末
在2012年至2016年，中方一直以“新型大国关系”去定义中美关系，以回应金融危机之后美媒甚嚣尘上的G2理念，以及奥巴马政府2011年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恰巧的是，当时正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出访美国，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共进午餐时，首次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构想。此后在2013年6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向奥巴马进一步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14字核心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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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8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和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交流，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构想。（Reuters）
美方虽然对此论述并未正式接受，但也偶尔做出一定正面回应，例如奥巴马当时表示愿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同年9月，奥巴马在俄罗斯G20峰会期间对习近平表示，美中同意致力于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这一概念也就此成为奥巴马余下任期中美交往的关键词，在习奥2014年瀛台夜话、2015年白宫秋叙、2016年西湖漫谈等重要场合频频提起。
事实上，直至特朗普2017年上任后的第一年，两国关系也大体遵循了这一路线。不过，自他当年年底指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修正主义强权”，并在2018年5月发动贸易战后，两国关系就急转直下，中国明白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这类对话再无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也就此淡出公众视野。
“竞合抗”三分法只留合作？
等到拜登今年上任后，他遵循了美国业已成为主流的对华强硬路线，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并将本世纪中美之争定性为“威权vs民主”之争，保留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过，以布林肯、沙利文、坎贝尔等人为代表，本届美国政府也具有强烈的理论班底色彩，且意识到最紧迫的问题在于修复内政，其对于气候问题的强调也使得中美拥有亟需合作的理由。同时随着美国通胀问题和供应链危机越发严重，成为拜登政府在明年中期选举的致命伤，修复美中关系，又或是至少令两国关系不至于过多影响自己的商贸及选举政治基本盘，便越发成为白宫的一大要务。
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中国不断拒绝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义。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形容中美“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中方则多次强烈反驳这种“竞合抗”三分法，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7月同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会谈时就指出，这种三分法是打压遏制中国的障眼法。此后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再次提醒访华的美国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两国需寻得新的双边关系论述
虽然目前中国尚未提出一个诸如“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从近来风向来看，中方明显希望为两国关系寻得一个新的论述，并以此构建中美对对方的认知，为两国寻得“竞争的底线”与“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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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于11月11日闭幕。（美联社）
修身齐家之前首先需要正心诚意，而正心诚意的基础便在于“格物致知”。一定程度上，强调“认知”和“认识论”可谓是中共的一大特点，恰如上周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现况和未来目标的总结。是以，相较于西方对具体事务的聚焦，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则需要以纲领性论述为基本。就国家元首峰会这种级别的对谈而言，就更是如此。
在此等背景下，“习拜会”上，中方会否抛出类似“新型大国关系”这类提纲挈领的外交构想，为管理中美关系提出蓝图？处于内政难题之中、且具有浓厚学术风格的拜登政府又将如何接招，或许才是此次峰会的最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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