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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救火”中的漠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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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东北大兴安岭，一处常见的游乐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森林消防队伍的沿革，可追溯到1987年5月6日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些信息。大火刚起时，5月7日的电报文字说：“部队上300人，一定要强调安全，要有地方人作向导，因为部队勇敢，但缺少扑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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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漠河大队十四中队荣誉室中的一张照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批示：“森林警察在扑火中，起到了尖兵和突击队作用，森林警察确实非常必要。”此役成为森林部队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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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宫凤岐没再去过东北，只记得那些硕大的树。大兴安岭地势平坦，常见树种格外易燃。参与过大兴安岭打火的打火队员说，这里烧起来便是火烧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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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林场的一处管护站。我们看到，护林员把家安在山路边，方便骑上助动车，按几条固定路线巡逻。他们的家就是管护站。一个站长加上七个成员，管一万零两百零三公顷的林地。管护站对“入山不带火”负责。入山人员和车辆要登记，严禁带火种入山。红色储水桶摆在岗哨边，写着“防火专用”。旁边架着五条二号工具。按规定，站长负责唯一的“一盒火”。护林员若发现有人吸烟，要没收火种，发现火情更要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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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地区的瞭望塔。带我去寻访瞭望塔的，是漠河市防火办的工作人员。瞭望塔在深山之中，车子从山路岔道处开到林里，我们下车走了十五分钟，才见到瞭望员的小屋。想来，路口并无特殊标记，周边树木看起来都差不多，我诧异于司机竟能找到准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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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员的住处。可能是考虑温差，窗户用塑料布代替玻璃。房里堆着干粮和油。墙上挂了外套、水壶和做菜吃的蘑菇。虽然地里种了一些菜，但食物还是需要被送上山。蔬菜主要是豆角番茄，更容易储存。北地往往饮酒取暖，但这份工作日常禁酒，免得误事。同行的工作人员带了些豆皮和鸭腿等熟食，算是难得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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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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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中。秋日光影映出塔台通体斑驳。金属骨架遍布红色的锈。无论瞭望塔的塔名、塔呼号，还是所在施业区，经纬度坐标，全部讲求数字和源头追溯，否则无法精确防范该区域的突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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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火灾起火点纪念碑。马景春指给我们看发黑的树桩。只见烧黑的木头横在地上，上面附着泥巴、枯枝与青苔。当年，一个肇事者在此吸烟，不慎点燃树枝。原本大家以为已经扑灭，但又不幸复燃，延烧为满城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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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上烧过的树木，已长出苔藓。由于工作原因，马景春常带着参观者来到起火点，讲述自己经历过的火海。1987年5月，马景春只有14岁。她说，漠河不大，左右都是亲戚邻居。前一天还与自己打羽毛球的女孩，最终没能逃出火海，在家中蜷缩成一团，差点被饿肚子的人当做狗吃掉。真是令闻者落泪的人间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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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火后的漠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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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漠河县城。作为讲解员，在馆内烧红的天、泛灰的地之间，马景春一再向人讲述，那些亲朋好友是如何身故，每次讲起便会动情。她说，讲述这些灰暗和惨痛，对自己是种排解；而更多人听到这些，多少懂得求生方法，可避免惨剧再现。她还自学了心理学，在反复沉浸于悲剧之时，也可保全内心的健康。或许，这就是事件对人的淬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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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中的警句。那些直指弊病的文字，与扑火救灾的精神一道，留在了一代人的心里。这是火所烧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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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第一是林区人的共识。漠河一处洗车店门口，挂着标语。人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成为社会、国家，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抵抗风险。在哪怕是小概率的潜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组织完善、信息通达的基础上。这正是“三色报道”的出发点，也是它能够影响一代人、至今仍在新闻学院课堂上被提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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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火后的漠河县城，剩下一小片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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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漠河县城，小树林被辟为松苑公园。但关于社会、自然与人的记录，仍然较为稀缺。走访东北、东南和西南这三个区域的五个省份后，我们讲述了以上这些故事，希望让人不光意识到防火要从我做起，也能更明白森林火灾是怎么回事，相关管理者和从业者是怎样的面貌，又存在哪些现实的需求和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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