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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已经日益被全球医学和社科领域关注。作为两个新兴领域，国内学界对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的认识尚处于各自为政阶段。主旨发言环节，主办方邀请了在国内口述史和医学人文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展开主旨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祥银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蒋育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医师高虹，从理论层面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医疗口述史和叙事医学的研究现状、前沿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则介绍了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中国乡间医人、医事、医史口述史调研计划”。显然，从主旨报告来看，尽管理论和实践层面还不能完全对标，但当下国内学界已经积极关注和回应全球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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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叙事医学，医疗口述史在中国社会有着更长的实践经验。口述史是以搜集口述史现场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近年来，口述史作为公共史学研究方向，逐步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医疗口述史作为其中重要分支，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会议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肖馥莲介绍了正在开展的以建国初期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人员为对象的口述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档案馆助理馆员刘楠介绍了基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援藏毕业生为对象的口述项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宣传文明办主任王懿辉以医院院史口述为对象提出医疗口述史对于医院文化建设的意义和策略；广东新南方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梁翘楚通过对“非典”时期广州中医的口述访谈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四个发言充分显示了当下国内医疗口述史的特征，即以医院为单位、以医生为主体、聚焦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谢建军和罗晓彤也通过对全球医疗口述史的梳理，指出相比海外，国内医疗口述史呈现实践开展少、学术成果少、理论探索少的“三少”现象。这显然与我国悠久的医学文明和庞大的卫生医疗系统的地位不相匹配。特别是，和海外医疗口述史多关注患者群体不同，国内医疗口述史对于患者口述的关注度较低，有代表性的仅有《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爱来癌去——他们口中的疾病与新生》等，还有巨大的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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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和文学作品作为特殊的医疗叙事的载体，也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对象。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丰箫通过家族书信展示了1960-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疾病转型及其患者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则分析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书写，为叙事医学教育提供了可供理解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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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后，召集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霏指出，尽管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理论上隶属于史学和医学两个领域。不过，医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必须强调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同时，缺乏生命关怀的历史，必然无以安放具象的人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都是围绕“人”、围绕生命关怀，这就给了两者交流合作的空间。从当下来看，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医疗口述与叙事医学。只有紧紧抓住“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中国的抗疫行动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从未来来看，中国的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发展要加强生命关怀，多去思考和关注在整个医疗实践中生命观和健康观的养成与变迁，以此推动医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学科的生命关怀。我们需要关注西方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本土落地问题，探索一条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口述与叙事医学相结合的道路。只要做到这一点，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将大有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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