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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镜（日本永清文库藏）在当时，用豹皮制成的服饰一度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潮流，带有一种君子的象征，这在《诗经》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诗经·郑风·羔裘》中写道：“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意思是身着豹饰羊皮袄的勇武之人，这样的君子是可以为国维护法纪的正直官员。楚王身穿用豹皮做成的鞋子“豹舄（xì）”来彰显君子风度，据《左传·昭公十二年》中的记载，“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秦国相赠的羽衣），翠被，豹舄”；唐代钱起曾作《豹舄赋》：“丽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则雕虎齐价，舄与君子同身。”正因豹饰、豹舄“与君子同身”，当时军队中的执法官便拿着豹皮来整肃队伍、严明军纪，《宋书·志第八》中便有徐广引用《淮南子》的一段话：“军正（注：春秋始置，汉魏常设，军中执法官）执豹皮，以制正其众。”当然也有那些身着豹饰却不行君子之道而遭致百姓嘲讽的人，《诗经·唐风·羔裘》中便表达了晋人对晋国卿大夫高高在上，不知体恤百姓的不满：“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即“倨倨”，傲慢无礼）……羔裘豹褎（yòu，亦作“袖”），自我人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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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西周柞伯簋及其铭文（河南博物院藏）除了被制成服饰，豹皮还被做成箭靶，成为天子、诸侯参加的“大射”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大射”是周代极其重要的活动，据《礼记·射义》所载，“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周天子通过射礼来对贵族进行选拔。据《周礼·天官·司裘》所载，“王大射，则共虎侯（侯即靶布，方十尺）、熊侯、豹侯，设其鹄（鹄即靶心，方四尺）；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不同级别的射礼中不同地位的人用不同兽皮制成的靶子，周天子主持的“大射”天子用虎皮靶，众诸侯用熊皮靶，卿大夫以下用豹皮靶。之所以当时用射礼选拔贵族，是因为射礼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仪，“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通过射礼可以对一个人的仪容、教养、心态、体魄、箭术进行全面考察，因而考察结果直接决定了诸侯、卿大夫在天子心中的印象，从而根本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命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即在“大射”中表现好才能获得与周天子共同祭祀的机会，参加这种祭祀的次数多了自然也会得到周天子赏赐的封地，反之则会被削减封地。柞伯簋上便记载了周康王时期（前1020年-前996年）的一次大射，柞伯十发全中，得到了周康王的赏赐，于是便铸簋刻文纪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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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战国虢国墓地出土的错金银铜豹镇（河南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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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战国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镇（徐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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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豹镇（河北博物院藏）从战国到西汉，豹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文学作品的神话中，屈原《九歌·山鬼》中便记载了女山鬼约会心爱之人时赤豹拉车、花狸相随的赴约场面：“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此外，人们还将豹子的形象制成豹镇，用于当时的贵族压帷帐或席角之用。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革是楚地贵族成功实现了对野生豹的驯化，在虢国墓地出土的铜豹镇颈部依稀可见项圈的痕迹（图3），而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镇的脖颈上，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项圈还有它上面用以系绳的钮（图4），这些是中国历史上本土驯豹最早的实物见证。除此之外，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件漆器上，描绘着颈戴项圈的豹子捕猎的场面（图6），从中可以感受到驯化后的豹子是人们野外狩猎时的绝佳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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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西汉彩绘七豹纹漆扁壶及其细部（荆州博物馆藏）汉代天子出行的车队依然以豹尾车收尾，但相比周代有更加详细的规定，据唐代杜佑《通典·礼二十四》所载：“汉制，大驾出，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出，属车三十六乘，最后一乘悬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即宫禁之中），这种规制后来一直影响到魏晋，据《晋书·志十五》所载，“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南朝刘宋开国君主，420-422年在位）执慕容超（南燕末代皇帝，405-410年在位），获金钲辇、豹尾，旧式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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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中的豹尾“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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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唐懿德太子墓壁画胡人牵猎豹图（局部）随着唐代国运的上升，拥有鲜卑血统的上层贵族驯养猎豹成风，这些驯豹绝大多数来自于西域。在唐懿德太子（682-701年）墓中壁画上，就出现了一队胡人牵猎豹的场面（图8）。在金乡县主（652-722年）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胡人骑马带豹狩猎的俑像（图9-右）。与此同时，野生的豹子依然是皇室狩猎的对象，在永泰公主（685-701年）的墓葬中，便出土了胡人骑马斗豹俑（图9-左）。唐代在玄宗朝迎来了畜养猎豹的顶峰，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第四》中所载，开元、天宝年间自西域进献猎豹竟多达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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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豹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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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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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出猎图》中头戴络头的猎豹细部安史之乱后，随着大唐帝国国力渐衰，带豹狩猎的活动逐渐停止了，于是从海外进贡驯豹也中断了，据《白孔六帖·卷九十七》中所载：“徳宗即位（742年），放诸国所献豹豽之类，悉纵之……宝应元年（762年）建卯月辛亥停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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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明豹房勇士铜牌正背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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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清代豹皮和豹尾服饰（引自《皇朝礼器图式·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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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清代皇帝卤簿豹尾枪和豹尾幡（引自《皇朝礼器图式·卤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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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清代皇帝行营外旌门纛（引自《皇朝礼器图式·武备》）然而，虽然畜养豹子逐渐消失，但是豹子却依然以各种方式活跃于明清两代，其中豹皮作为射礼中的箭靶和官员服饰的传统依然在延续，但相比前代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明代射礼共分七个等级，豹皮靶出现在其中的三个等级中，据《大明会典·卷五十一》所载，“豹鹄五采（即五圈彩线）、亲王射用之。豹鹄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射用之。糁鹄（即豹鹄而麋饰）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射用之”；豹皮服饰则配给了皇宫高等侍卫和天子出行仪仗士卒，据《皇朝礼器图式·冠服》所载，二等侍卫（武职正四品）端罩“红豹皮为之”，卤簿舆士冬冠“豹皮为之”，卤簿校尉冬冠“豹皮为之”（图12）。与此同时，豹尾也以豹尾枪和豹尾幡的形式出现在天子仪仗中，据《清会典·銮仪卫·卤簿》所载：“豹尾枪，长一丈一尺七寸，刃长一尺五寸，冒以木，黄油绘行龙，銎（注：枪上装柄的孔洞）镂垂云文，下缀朱釐，垂环悬豹尾，长三尺三寸，柄长九尺五寸，制如戟……豹尾幡，悬豹尾，长八尺，上衔金叶，冒以绿革，高二寸五分，径三寸八分，加金铃系旙”（图13）。除此之外，豹尾还用于装饰皇帝出行的旗帜，据清代允禄等编纂的《皇朝礼器图式·武备》所载，用于皇帝行营的旌门纛（dào，军中大旗，见图14）、内城旗、行围后防旗，还有八旗士兵的八旗前锋校旗皆为“首冠金盘，上植豹尾，下注朱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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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明清时期武官补子上的豹子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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