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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儿》，[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著，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7月出版，208页，58.00元脍炙人口的莎剧《暴风雨》作于十七世纪初，彼时在商业资本的推动下，全球性的殖民扩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故事中意大利米兰公爵普罗斯帕罗遭兄弟安东尼奥篡位夺权，为避免杀身之祸，他只得带着小女儿和魔法书流落荒岛。在岛上，普洛斯帕罗遇到了“半人半兽”的怪物卡列班，将之驯为自己的奴隶。随后，他又打败了卡列班的母亲、岛上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并解救出了被她卡在松树中的“空气精灵”爱丽儿，使其听候自己的差遣。由此，普洛斯帕罗成为了小岛的主人，他在日后凭借魔法和爱丽儿的协助复仇成功，最终恢复爵位，重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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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爱丽儿》问世后旋即反响热烈，掀起了一场名为“爱丽儿主义”的运动。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在多米尼加、古巴和墨西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实践，罗多也因此被奉为“美洲青年良师”。古巴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胡里奥·安东尼奥·美亚就深受其影响，他多次在作品中盛赞罗多，还参与建立了位于哈瓦那的爱丽儿理工学院。《爱丽儿》提出的民族问题振聋发聩，它将身处于“泛美”迷梦中的拉美人唤醒，成为了一面信仰与理想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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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暴风雨〉和它的旅行》然而，雷塔马尔也同时意识到，将卡列班作为拉美的象征依然存在问题，因为“卡列班”这个词本身就是殖民者给被殖民者所取的蔑称。他举例道，在古巴，人们用“曼比”（mambi）这个词来尊称独立战争中的起义者，而在战争时期，它本是殖民者用来羞辱被殖民者的称呼（类似“黑鬼”）。独立阵营的人们却最终把这一羞辱性词汇光荣地用在自己身上，雷塔马尔称之为“卡列班的辩证法”。普罗斯帕罗不仅教卡列班使用他的语言，还给他取了名字，但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雷塔马尔引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道：“准确地说，我们尚未拥有名字……从吉隆滩开始，他们的想法有了一点变化，从种族歧视，对克里奥尔人、混血人、黑人的歧视，变成了对拉丁美洲人的歧视，仅仅作为拉美人，便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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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著《后殖民理性批判》从雷塔马尔到斯皮瓦克，卡列班在寻求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始终存在，正是这种困境唤起了两波后殖民主义的解读。第一波后殖民思想相信卡列班能够凭借回到自己过去辉煌的文化来找到身份认同，在自己的文化中，他们能拥有与殖民者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形象；而第二波后殖民理论则认为，回到过去的文化遗产是一种逃避，被殖民者应当重新创造一个建立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的身份，他们已无法拥有不考虑殖民主义影响的“纯粹”身份了，正如卡列班已经学会了普洛斯帕罗的语言和世界观，来自殖民者的影响无法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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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里奇著《卡列班与女巫》其实，将卡列班视为无产阶级代表的观点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法国中东古代语言文明专家、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发表了哲学剧本《卡列班：暴风雨之后》——这也是直接影响罗多的作品之一。不过，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的勒南将卡列班塑造成狂热的工人革命者，他“酗酒、无知、追求眼前利益和权力”，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贵族普洛斯帕罗和他的协助者爱丽儿。剧本折射出的劳资冲突深植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圈地运动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发现，从公共土地上征用农民并不足以迫使被剥夺权利的无产者接受雇佣劳动。后者往往沦为乞丐、流浪汉和罪犯。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无产阶级对于雇佣劳动仇深恨切，很多人宁可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也不愿接受新的工作条件（仅英格兰，在亨利八世统治的三十八年中就有七万两千人被绞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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