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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泰电影院在电影刚刚流传开来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卢米埃尔和爱迪生这两位在发明电影的过程中居功甚伟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电影只是流行一时的玩意儿，等到大众的新鲜感消退，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既然如此，建造专门的观影场所，显然是有去无回的投资。而电影的遭遇，似乎也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最开始，作为最先进技术的产物，电影总是在沙龙、剧院等高端消费场所放映。但很快，就像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所调侃的，“1897年每天重复地放映《水浇园丁》八次之多的‘活动电影机’，在时髦的巴黎人的眼睛里已经像去年的帽子一样，成为过时的东西了。”慈善市场的一场火灾，更将电影推向了夭折的边缘。一年一度的“慈善市场”是巴黎最高雅的季节性集会之一，1897年5月在离香榭丽舍路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特别建造的木棚里开幕，出身高贵的夫人们亲自开设商店、管理钱柜为穷人进行募捐，有公司在市场的一角设立了电影放映场地。由于操作不慎，放映用的醇精汽灯瞬间起火，多位名门贵妇葬身火海。人们把她们的死亡归罪于电影，从此上流社会对电影简直避之不及。电影一度沦落为露天市场的杂耍，直到几年之后，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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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园早期的花园住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票价越发便宜，放映电影的场所也愈加大众化，到了1904年左右，四马路成了电影放映的中心。《游戏报》注意到，这里“各种影戏层现迭出，其设于四马路者自西面明玉楼起至东面西成照相馆，不下五六处，观者已数见不鲜”，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以至于某茶居新开演的影戏“欲有赢余恐不易”。四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并不宽阔，当时却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报馆，以及名目繁多的声色场所。两者形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文人们去“长三”“幺二”等高级交际花的寓所寻欢作乐，又在自家的报纸上刊登各种“花国”逸事为她们提振声势、招徕客源，于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里放映电影的地方，多被称为“茶园”。根据上海掌故专家郑逸梅的说法，乃是道光皇帝国丧期间，各家戏院为了维持营业而采取的变通之道——为了不违反平民不得娱乐的禁令，它们便以“卖茶”为幌子进行演出。逐渐地，“茶园”成为戏院的代称，演出号称免费，收取的费用则为“茶资”。茶资一般不高，哪怕是头等客座，也不过几角而已，因此吸引了各色人等，富家子弟、平民百姓，以及大量以招摇撞骗为职业的“白相人”皆厕身其间，称得上是鱼龙混杂。1910年代之后，由于运作方式过于传统，茶园难以为继，逐渐被游乐场取代。但两者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郑逸梅形容说，如果想去游乐场，“一个人往往可以从下午二时，买了一张票子进去，直玩到深夜回家。这十几个钟头中，有吃有看，竟令那些纨绔子弟流连忘返。”作为沪上游览指南的《上海向导》也提醒人们，“游艺场……门票低廉，游客中多下流人士，尤多歹人混迹其间，致单身者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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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海福州路（原四马路）但是，茶园和游乐场兼营各种娱乐项目，电影并非其营收的重头。大约从1906年之后，以电影为主业的场所才逐渐多了起来。正规和不正规的，不一而足。如《申报》一则消息显示，1906年7月6日这一天“烈风雷雨为害甚烈，跑马厅内所搭芦席篷皆遭吹倒，跑马厅对面空地之日本影戏场亦已倒塌于地，其旁之招贴帋木板皆作片片飞。”可见，此处的“影戏场”由一名（或多名）日本人经营。建于一片空地之上，又被一场暴风雨夷为平地，可能连像样的地基都没有，只是临时搭建而已。几个月后，又有一名（或多名）法国商人又在此修建新的影戏院，孰料出现了工程纠纷，于是控告包工头“造泥城桥西影戏竹棚房屋，工料不坚以致坍塌，压伤各物。”可见即使变换了经营者，建筑却同样粗疏，即便日后建成，质量恐怕依然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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