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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托育设施越完善到位，越能降低企业的吸引人才的投资成本，也越容易吸引到优秀人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莫海昕 广州报道
近日，在“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仪式上，有消息显示广州市“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同时，广州市正计划对托育机构监管进行立法。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3个万亿GDP城市发布了2025年托育发展计划，和目前已经有的托位数相比，缺口接近50万。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年，这些城市需要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托位增长上。
“托幼和养老一样是重大民生工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要加大普惠型托育设施建设的成本投入，这一块国家财政应该担当重任。”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不同城市面临的托育建设压力并不一致。
北京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史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受人口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不同城市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现实差距。“从披露的数据来看，不同城市的存量托位数差距较大，部分城市，比如济南目前的千人托位数已经达到3.6个，位居全国前列，而有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城市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城托位增长计划
未来数年，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位建设将成为多个城市的重点。
2021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接受记者问答时表示，现在全国0-3岁的婴幼儿有4200万左右，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实际的供给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
和我国近邻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的托育建设也颇为滞后。兴业证券的一份研报指出，OECD（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0-2岁儿童入托率平均值在33.2%，其中有10个国家超过 50%，韩国以53.4%的入托率成为亚洲儿童入托率最高的国家。
史薇指出，与日韩相比，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价格过高、质量参差不齐、社会效能太低，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期待的安全质优、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需求。
“我国婴幼儿入托率只有约5.5%，与一些权威部门披露的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具有入托需求相比差距甚大，与日韩超过30%的入托率相比差距也颇大，这给‘十四五’时期我们加快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出了紧迫要求。”史薇指出。
根据相关规划，到2025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4.5个。这意味着到2025年我国总的托位数要达到约600万个，而目前仅有200万个，托位数缺口约达400万个。
不过，目前来看，各个城市的托位缺口并不一致。
目前济南共有托育服务机构718个，托位3.3万个，每千人托位数3.6个，数量居全国前列。但是，和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4.5个的标准相比较，部分城市的托位缺口非常大。截止到2020年，深圳每千人托位数1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深圳的托育建设不断发力，但是截止到2021年年中大致还有6.5万个托育位缺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不少大城市都低于2020年全国平均每千人1.8个托位的数据。
2021年7月，根据郑州市政务公开的信息，在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托位建议的答复中提出，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0家，共设托位数17120个。按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郑州的千人托育位为1.36个。上述答复指出，郑州市2021年的任务是完成千人1.8个托位的目标。
不仅仅是郑州，武汉、青岛等地也需要积极的补上托育位的“短板”。据不完全统计，13个万亿GDP城市的托育缺口达到近50万个。
其中，2021年7月，青岛当地媒体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青岛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438个，可提供托位14208个，每千人托位数为1.41个。当年4月，青岛市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达到每千人托位数4.2个。
史薇指出，在托育的供给侧上，当前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同时鼓励幼儿园在招生年龄上向下延伸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目的都在于增加托位供给，以满足家庭多层次多样化的托育服务需求。
“但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已有幼儿园在增设托班时，虽然在机构声誉、教师待遇、生源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且不存在餐饮、消防、办证等掣肘，但因为要扩大生源招收2到3岁的幼儿，不少机构特别是一些位于大城市核心区域、核心地段的机构，会面临现有场地不足、新增场地租金过高的压力。”史薇表示。
托育如何质量同提升
资金，是横亘在大城市增加托育位上的“拦路虎”。
“从目前发布相关目标的地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千人托位目标比较高的地区是属于经济相对发达、财力较为充盈的地区，而城市的新型托幼设施是普遍优于农村，财政投入也会远超过农村。”董登新指出。
广东提出，到2025年全省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5.5个。截至2020年10月底，浙江省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959家，总托位数15.95万个，每千人拥有托位数约2.47个，居全国前列。
董登新认为，在托育上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要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包括公建民营、服务外包或者是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
史薇表示，扩大托育位的供给，从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来看，寄望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多元丰富的服务供给。
“但实践中，各级各类社会力量，无论是在兴办还是实际运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很多主体和机构都曾遭遇或正在经历各种风险挑战、困难和梗阻，尤其是这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冲击，因此亟需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措施保障。”史薇表示。
一方面是托育位增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城市托育服务如何满足家长需求也是关键的一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在万亿GDP城市生活、孩子在3岁以下的妈妈，发现她们对于托育颇为矛盾。托育质量和费用是她们考虑的两个重点。
在成都生活、孩子两岁的杨婷（化名），在是否送孩子托育上犹豫不决，她表示夫妻双方上班挺忙的，没太多精力照顾孩子，托育机构可以代管孩子，自己的时间就充裕了很多，工作生活两不耽误。
“但首先经济要能支持这笔支出，很多人觉得家里有爷爷奶奶照顾就想省钱。”杨婷表示，“我如果有普惠型托育肯定会参加，希望每月费用在1000元以下。”
在郑州生活的梁云（化名），是一个1岁半孩子的妈妈，她表示春节之后就会送孩子去托育。“我能够承受的费用在1500到2000元左右，普惠托育如果能推行肯定是很支持的，但是也要考虑机构的质量过不过关，不能降低相关标准，不可能因为便宜就去托育，家长还是有很多其它的担忧。”
史薇指出，在需求侧上，大城市人口规模大、构成复杂，不同家庭结构、职业类型、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平，甚至文化程度、价值观念不同的家长和个体，对托育服务的供给主体、服务场域、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模式等的需求往往差异显著。
有的家长只信任政府兴办的机，但也有家长更青睐市场机构，认为市场机构提供的服务更便捷、更灵活，无论硬件设施还是服务水准都更高。还有一些家庭因为有老人帮助带小孩，只是偶尔需要请人替换，对这些家庭而言，其需求可能就只是短暂的间歇式喘息服务。
史薇指出，在服务内容上，有的家长认为孩子3岁前应以养为主、以教为辅，只要确保孩子得到细致的生活照料、合理的营养膳食、身心健康发育、日常安全防护等就好，但也不乏有家长希望孩子在3岁前就能接受早期启智和益智类的服务和活动，希望通过这类活动为孩子日后的发育和成长奠定早期基础。
“在服务模式上，有的家庭希望能得到全天候的服务，有的认为半日制服务就够了，还有的家庭只需要临时托管、临时寄宿或者喘息服务。所谓众口难调，因为群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点，自然而然就给相应的服务供给增加了难度。”史薇表示。
不过，如果建设得当，大城市的托育将成为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一环。董登新认为，从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来看，无论是房地产的开发，还是城市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将会把托育设施建设看作其中一个必要的考量。城市的托育设施越完善到位，越能降低企业的吸引人才的投资成本，也越容易吸引到优秀人才，这对城市发展和企业而言，是一个共赢局面。
（作者：陈洁,实习生莫海昕 编辑：李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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