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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舆论一波波袭来，但人口周期是长周期，其轨迹不易更改。什么因素在决定生育？经济学如何看人口问题？如何让软阶层真正敢生？
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人口，也构成大国的根基所在。
伴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催生舆论浪潮也日渐兴起。从官方数据看，2021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887.3万，对比此前数据继续下跌，20年是1003.5万，21年是1179万。刚过2022年，伴随着三胎政策放开，一些人口有关言论引发一波关注。有观点认为，“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此言一出，引发不少关注，在赚取一堆眼球和流量之余，并没有多大意义。
首先，姑且不说央行印钱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其次，即使真的出台类似基金，意义也不大。2万亿均分到5000万个孩子，不过4万，而如今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远大于此，更不用说时间、精力、社交、职场等隐性成本。最后，政府并不创造财富，任何鼓励生育的成本，其实都来自于其他人群的税收，如此直接印钞从效率到公正都值得怀疑。
在谈当下人口问题之际，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回到历史，去审视经济与人口更大的图景。
1、历史：人口背后的经济动力
老百姓常说手停口停，人口人口，有人就有口，有口就有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其实和经济息息相关，养活世界上多数人，并不是今天看来那样理所应当，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都曾经显得如此奢侈。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众所周知，经济学先驱马尔萨斯在十八世纪末就提出“马尔萨斯陷阱”，指出随着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资源只能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类不可避免陷入饥荒战争与疾病的悲惨境地，因此遏制人口出生率势在必行。
现在流行的“内卷”，无非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种版本，资源就那么点，人又那么多，因此竞争激烈也无可避免。在前工业社会，多数社会都处于这样状况，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同步增加，经济增加的较好的时候也无非是养活新生人口，这样就是清代“康乾盛世”的真实情况。清朝入关时，在籍人口大概是1400万，到了乾隆晚年，人口已近三亿；盛世典型特征不外乎人口增加，与此同时，人均收入却没有增加。彼时，人多地少、米价上涨、通胀、腐败、贫富分化等情况，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人是生产的主题，也消费的主体，但是这一认知，其实来自工业革命的成功。正如《人口浪潮》一书所言，“始于19世纪英国的人口加速过程，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这个复杂故事其实从经济学看来非常清晰，现代社会的特征，其实就体现为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也就是诺奖得主诺斯所谓的增长的根本特征。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等地成功与传播，世界开始出现新的模式，那就是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也出现增加，并反过来促成世界人口出现爆发增长。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速又开始出现回落。从数据看，世界人口从混沌初开到1804年达到10亿，花费了数万年；从10亿到1951年上升到25亿，只花了大概150年；之后速度开始放缓，20世纪50年之前，地球人口数量大约每40年会翻一番，如今则是每60年翻一番。到21世纪，日本等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专家预期发达国家人口完全可能停止增长。
2、当下：多数催生无用
过去有句老话，愁生不愁长，但今天人们却说，能生不能养。从世界进入现代时之后，一个经济体，越养得起，越不容易生。
国外经济学家曾经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其总生育率之间确实有一个反向的逻辑悖论。人们越是能够负担得起，就越不愿意生孩子，这似乎还是一个矛盾的结果。例如，在德国，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是今天的两倍（总生育率为2.4对1.3），而这段时间内实际收入翻了两番。”
与之对应，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收入国家占据人口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世界银行把经济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其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从1960年的4.5%上升到2020年的8.6%；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32.6%上升到2020年的42.9%；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37.5%下降到2020年的32.5%；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则从1960年的25.1%下降到2020年的15.7%。
也就是说，低收入与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口比例不断加大，而上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经济占比不断降低。以发达国家代表的OECD国家来看，其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从1960年的26.7%到2020年的17.7%。
影响人口因素很多，经济、政策、政治、宗教等等，但是总体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是一个长周期变量，其轨迹不容易更改。从经济学看，生与育，皆有成本，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以及女权兴起，生育成本对女性一路更是走高。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不应该为了提高生育率而走回头路。
对于生育鼓励政策效果，不可寄望太高。即使在北欧国家，福利一等，也有移民流入，但是整体生育率仍呈现下降趋势。
人口周期是长周期，这意味着不能轻易改变，也正因此，对于生育，只能鼓励为主而不是强制。不少学者，对于这点似乎并不很清晰。在计划生育时代，他们是反对计生的主力军，而随着生育的放开，他们反而成为站在政府身边鼓励生育的啦啦队。
本质上，生育首先是一种权利与自由，这一排序应该高于功利意义的算计，把权利释放给民众，是未来生育政策改革题中之意。
3、未来：如何面对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并不是通过解决人口从而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单纯刺激生育率不易，那么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承认现实，在低生育率的时代，如何应对。对于中国而言，其实更应该思考的是，一方面鼓励现有人群生育，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在不可避免的老龄化时代，如何应对。
就第一层面而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所谓的软阶层，是生育的主体，但是从我的不完全问卷来看，多数软阶层决定是否生育，其实取决于其时间资源与精力，与福利关系并不那么直接。在公众号徐瑾经济人的这个问卷，问“三孩放开，软阶层考虑么”，有大概3500人参加，其中只有5%表示会响应政策有所行动，其余88%表示不考虑，其余表示不知道。
生育在今天，很难讲是一个养儿防老的投资，而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消费，即情感层面的消费。如果不能理解这点，很多生育政策和配套产品，往往南辕北辙。事实上，陪伴与成长，这种偏情感层面的需求，不仅在孩子层面有，在宠物、电子玩具、粉丝等经济上也有体现，也是未来经济的主导之一。
就第二层面而言，我们对于老龄化社会，其实还是受到传统看法太多约束。在传统看法中，老龄人不熟技术、保守、不愿意消费等等。实际上，未来的老龄群体，就是今天的中青年，他们对于互联网、个人自由、消费升级等已经有自己看法。针对他们的产品，其实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如果能服务好老龄群体，盘活经济，其实也是一个有希望的方向。这样，理想的老龄经济，我建议可以称之为白银经济，它虽然和年轻人主导的黄金经济不能等同，但是也可以创造自身的价值。
要鼓励人们生育，其实真正需要鼓励的是，建立对于未来的信心。如果一个社会，大家能够拥有生养的能力，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彼此之间相安无事，这才是对于人力资本最大化利用。这样的社会，才会是多数人愿意生活而且为之努力的社会。说到底，生育，某种程度是对于文明赓续的一种信念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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