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孩了就不闹了”，近1000名被拐妇女背后的魔幻丰县（组图）

顿顿宝宝

昨天，徐州发布了“八孩母亲”案的第四次通报，我和大家简单聊了聊。
今天，我想聊聊更深、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丰县的“被拐妇女产业链”。
是的，在丰县，不仅有“小花梅”，钟某仙，还有成百上千位被拐妇女。
为什么这样的事偏偏发生在丰县？
魔幻丰县，还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01
丰县少见的八孩家庭
时间过去一周左右，密集的猜测性文字汇聚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背后是无数双渴望真相的眼睛。有人为此手绘了一条长图，把一般城市女性的人生与这位中年妇女的人生进行对比，以表现这位中年妇女的悲惨命运，尽管她的身世不明。

△图源：财新网
据1月28日以及1月30日的丰县调查通报，以及2月7日的徐州的调查通报这三份调查报告，该中年妇女的身世背景与这个特殊家庭的真相显得扑朔迷离，综合“前因后果”大致如下：
中年妇女现名为“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其父母已故，1994年曾结婚一次，1996年离婚，当时言语出现异常。同村一女“桑某某”受其在世母亲委托，预备将其带至江苏治病并找人嫁了。后“小花梅”在江苏东海县走丢。1998年6月，“小花梅”在江苏欢口镇乞讨，被其现任丈夫“董某民”父亲收留，后“小花梅”与“董某民”结婚。两人育有八孩（二孩后，计生部门未实施有效节育）。因“小花梅”经常打人（后确认为“精神分裂症”），因此被其夫用锁链拴住。
这三份调查报道并不能完全解答人们的困惑。有人在豆瓣说，身边没有人讨论这件事，因为讨论只会增加绝望。
另一方面，财新记者在日前报道中提到“由于丰县董集村‘因防控疫情’禁止北京记者进入，财新记者始终未能进入董集村。相关采访均通过电话和微信完成”；还有人专程去“小花梅”接受治疗的医院送礼品以示慰问，但没有成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流传的多段短视频显示。“董某民”领着多个约莫小学生年纪的孩子和1个还在怀抱中的婴儿，神态轻松地接受博主们的问询，似乎把外界担忧全都抛诸脑后。
问：咱生儿子有什么窍门吗？答：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问：你咋要这么多小孩？喜欢小孩？答：不是喜欢小孩，34岁没结婚，别人都看不起咱。问：有啥压力吗？答：哎哟，长大了随他去。当然，“董某民”也认为：“有人才有钱，钱是人挣的。”据悉，这8个孩子的名字分别叫作香港、航天、金山、银山、银行、国库、国际、银凤。


△图源：最Hot资讯
对此，据王德发表示：“（丰县）大多数家庭都是1—2个孩子，多了负担就重了，3个孩子的，在丰县都被称为‘英雄’。至于这个8个孩子的，纯属脑子有问题。”
02
“小花梅”背后，当地的外地媳妇群体
主流的网络观点认为：“小花梅”可能遭遇了人贩子。知名时事评论者胡锡进在评论中分析：“徐州通报中说了一些细节，包括她带小花梅坐火车去江苏，是为了给小花梅治病，‘找个好人家嫁了’，到达江苏后却让小花梅‘走失’了，而且她既不报警也不通知小花梅家人，这些情节与贩人很像，高度可疑。”

△图源：胡锡进微博
在这方面，本地人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多位丰县本地人都承认在早年的一段时间，丰县有大量外地来的媳妇，有些是遭拐卖的。一位78岁的丰县老人家在电话里拖着浓重的乡音说：
那得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四川穷山区那些地方来我们这的，这边生活起码还过得去，（那时候）几乎每个村都有，有的是人带过来的，也有用钱买的，几乎有一半回原籍了。一个丰县中年男人举了一个例子：在80年代，丰县王沟镇某村有户人家准备花1000—2000块钱买一个四川媳妇。人贩子带着男方和女方在火车站见面，两人互相相中了，为了不付费人贩子“中介费”，两个人假装说没有相中，后来男方又把女方领回了。“另一村有个四川女姓陈，没生到儿子，我家谱上有记。后来回去四川了，又嫁到广东那边。”他说。
王德发则表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丰县，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外地媳妇，基本都是四川过来的。“我们这儿俗称‘蛮子’，有的可能是拐卖过来的，但大多数是逃难过来嫁在这边的。”他说。放大到整个徐州，类似情况也并不少见。生于93年的徐州人小A毕业后一直呆在徐州就业，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云贵川来徐州这里的很多”。
生于89年的徐州人小B则表示自己的一位亲戚就是“买来的”，时间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远房亲戚是（徐州）贾汪的，买来一开始就是闹，比较没文化，生孩子后就好了，也不逃跑。一般也是穷人家找不到媳妇，只能买媳妇。这事是我妈跟我说的，我也见过。有两个小孩，一个结婚了，另一个不知道。长相比较瘦小，不像我们本地人。
其中一个小孩89年的。他们现在在南京开公司，混得不错。”他说。还有一个徐州邳县某村人，生于94年的小C也知道隔壁村有妇女是买来的。“买来结婚生子的，也就这么正常生活了，后来还回过广西老家走亲戚呢”，他总结认为，“文革前后，社会治安确实有大漏洞”。根据网易新闻的一则统计数据《新娘迁徙路线&单身汉地图》，1995—2000年，江苏、广东、浙江是外地新娘流入最多的省份，贵州、云南、四川是本地新娘流出最多的省份。

△图源：网易数读
03
徐州，曾经的拐卖高发地
2月10日晚间，徐州市发布的第四份调查报告出炉，证实了网友们的猜测。
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

△图源：徐州发布官方微博
而2000年左右的权威刊物所载“史料”可以证明，这其实是一个被拐妇女的群像的缩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徐州乃至江苏是全国拐卖妇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00年，北京市法学会旗下《法学杂志》的《拐卖妇女犯罪的特点、根源及对策》（作者为北京市司法局钟志芬、陈斌儒）一文总结提到，十多年来，全国公安部门通过9次打拐，解救妇女儿童5万多人。这5万人从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等地被拐出，拐入江苏、河南、河北、广东、福建等地。

△图源：《拐卖妇女犯罪的特点、根源及对策》
巧合的是，拐出地与拐入地与上述《新娘迁徙路线&单身汉地图》提到的新娘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省份相当接近。比如前三名都是云贵川。拐入地中，江苏是排在最前面的。可见，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外地新娘，有一部分是因为被拐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苏泗阳县来安乡姜集村曾在2000年被官媒《检察日报》称为“拐卖妇女第一村”“苏北人口批发市场”。当时，妇女大概是被拐卖的。举个例子，1993年，徐州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337起，解救、安置、护送受害妇女771人，儿童25人。被拐卖的妇女与儿童的数量相差悬殊。在江苏拐卖妇女“产业链”中，徐州的地位不可小觑。徐州“五省通衢”的交通特点，使得它也成为拐卖妇女的“中转站”。

△徐州四通八达的道路
1994年，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省级期刊《时代潮》刊发的《徐州：文明与愚昧的激烈较量》（刘水、刘慧敏）一文开头如此写道：
江苏徐州，古有“五省通衢”之称，历来为交通要塞，商贾云集之地。然而在80年代末这里却潜涌起一股浊流，成为人贩子拐卖妇女儿童的“中转站”，过境地。2001年，发布在上海核心期刊《社会》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现状与思考——以江苏省淮阴市为例》（孙玥）一文提到：
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拐卖妇女犯罪活动猖獗时，徐州和淮阴的几个集镇甚至开设地下人口交易市场，被拐妇女由买主像商品一样挑来拣去。从这几则历史资料可见一斑。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金玲分析说：
1985年、1986年以后，江苏逐渐成为被拐卖/骗妇女/儿童的重要买方市场，云南籍妇女/儿童由拐卖/骗这一途径流入江苏的现象迅速增加。至1988—1990年形成高峰。最高峰时，一年被拐卖到徐州的外地婚迁妇女就有2000—3000人。2000年后，这个“产业”开始萎缩。“现在徐州每年流入的外地婚迁妇女为几百人，而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也已由过去的一年几十起、上百起下降到目前的一年几起。”她说。对此，上述丰县老人认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她们（指四川山区等穷地方的外地新娘）就不来了。”
04
“提这干啥，生活最重要”
如果没有丰县爱心人士们的“多此一举”，“小花梅”的苦难命运可能长埋地下。原因是，从丰县乃至徐州的外地媳妇的境况来说，上述受访者都认为是较好的。王德发了解到的情况是：“没有控制她们人身自由，大多生活得很幸福。”
比如，他的大娘也是那个年代四川过来的。现在每年都回去一次，都会给娘家带点钱。小A表示：“我知道的基本是过的正常日子的。”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原因。以丰县为例，王德发说，“你们可以来丰县看一下，外出打工的都少，因为小工厂特别多，工资比苏州等发达城市还高，比如电动车厂工资月收入都到10000元以上。就拿我来说，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左右。”王德发是三口之家，他是家庭赚钱的主力。
据了解，丰县有发达的电动三轮车和木业产业集群。在丰县，有40%是电动车行业从业者，20%是木业行业从业者。电动车厂男工月薪在10000元以上，女工在5000—6000元。木业男工月薪在6000—7000元，女工在3000元。超市售货员大多在3500元左右。

△丰县电动车车间的工人
而小B亲戚的两个儿子的事业成就，似乎也在洗刷其母亲过往那段耻辱历史。对于那段历史。“提这个干啥，生活最重要”，小B淡淡说了一句，认为这才是他们如今的心态。当然，“认命”的过程是残酷的。比如，小B和小C都发现，她们（指买来的外地媳妇）生了孩子以后就不闹了。对比来说，“董其民”对于生孩子的疯狂迷恋，“小花梅”长期处于非人处境，以及这两者因素导致其窘迫的家庭境况。恰恰起到了“石化”那一段拐卖历史的作用，使得我们还能依稀辨别曾经的罪恶。
除此之外，财新在2月8日的报道中提到，和“小花梅”差不多同时期到董集村的还有一个叫“钟某仙”的。是其丈夫“花1000块钱买来的”，育有两个孩子，一人已经到结婚年纪。因为精神有疾病也被铁链拴住，目前已经被送往丰县精神病医院。
不过，其长子否认其母亲被铁链拴住。一个丰县自媒体“愚伯的自留地”还报道了一个有一定相似程度的案例：欢口镇陈双楼村村民陈某斌，其妻子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已成年，同样有精神疾病。家庭十分贫困。该自媒体组织爱心企业家为这个家庭送了礼品。但其背后的主理人没有透露进一步的信息。救救被拐妇女，或许还有……
田静后记：如果不是大众为“八孩母亲”的发声，或许这个案件始终会是一个在当地见怪不怪秘密。
也正是因为“八孩母亲”案，许多人的认知被刷新：原来，即便在2022年，拐卖妇女仍在发生。这一场专门针对女性的剥削。
我们承认，背后有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在。毕竟，中国很大，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认知能力不同。但我们反对为拐卖开脱。
比如某位作家说的：“打击拐卖现象，会导致村落消失。”
拐卖是有复杂社会成因，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该存在。在丰县，我们看到，有人捂住眼睛，也捂住那些妇女的嘴巴，告诉你，她们都是“自愿”的啊，现在生活好不就行了。但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没有人生来就应该为奴，也不应该是被贩卖的财产，更不应该在暴力下被威胁劳动和生育。
她们生而为人，本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至于村落的命运如何？我想借用罗翔老师引用的这句谚语：“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