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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推行归化政策数年时间的中国体育界而言，谷爱凌无疑是最成功的案例。
毫无疑问，这位十九岁的年轻运动员是北京冬奥会期间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她令中国在自由式滑雪这一短板项目上直接跻身世界强国。
谷爱凌在中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欢迎，是不难想象的。
同时，她在运动场外的表现也为其积聚了人气。在频繁见诸电视画面及网络的各种片段中，谷爱凌得体地回答了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关于外界对她国籍的追问，及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等。
她的那些尽量不冒犯任何视角的“高情商”应答，为其增添了更多的偶像光环。
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位在场上场下都努力表现优秀的运动员，似乎仍然不能让一些西方媒体“满意”。
当然，出于一些维持基本体面的“政治正确”要求，这些媒体大多不会直接“攻击”谷爱凌，他们的报道更多时候夹杂了某种“惋惜”的意味——仿佛与他们处于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中国，正在令谷爱凌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
例如有美国媒体就谷爱凌使用VPN发文，称她引发了争议。
文章说，“中国互联网上对谷爱凌的吹捧已经被一股小小的不满情绪冲淡。在她对中国的互联网自由作出评论后，一些社交媒体用户批评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地位。”
事件的详情是，当谷爱凌被问到为何能在Instagram发帖，“你能为那些没有互联网自由的数百万中国人发声吗？”谷回答说，“任何人都可以下载VPN……实际上它在App Store上是免费的。”
文章将这一“不平等”继续生发，把谷爱凌与近来另一名在中国备受关注的丰县八孩母亲联系在一起，意在表明“中国女性面对的体系性困境和结构性桎梏，并没有什么改变……现实是，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成为谷爱凌。”
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夺得两金一银。（新华社）
另一篇美媒文章则将谷爱凌与丰县八孩母亲做了更紧密的“捆绑”。
该文不无“痛心”地说，“许多人感到愤怒的是，由政府控制的算法美化谷爱凌，却对那个被锁着的女人进行审查，因为前者符合强大繁荣的这种叙事，而后者的悲惨处境则与该叙事不符……对中国政府来说，每个人都是为某一目的服务的工具，直到他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为止。”
有意思的是，文章承认“把她（谷爱凌）的成功与被锁住的女人的悲剧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同时，该文又呼吁应将这种不公平“归咎于中国政府，因为政府一直在大肆吹捧和保护这位奥运选手，却似乎忽视了小花梅（被锁八孩母亲）的困境。”
不得不说，这些媒体的逻辑有点令人费解，他们常高歌个性差异，但总将发生在中国的所有事情都做没有任何差别的归因。
丰县八孩母亲的境遇的确令人愤怒，她的悲惨故事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的冷漠造成的，这是在中国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社会发展必须要清除的痼疾之一。
但这与谷爱凌受到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欢迎有什么内在冲突？这是完全不同的语境，或者这些媒体分不清徐州政府和北京奥组委，认为在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干的？
看起来，他们将谷爱凌当成了某种便利的“渠道”，指望对中国的所有不满都能被这位年轻运动员完美解答——谷爱凌当然做不到，而这恐怕是这些西方媒体更乐于看见的。
他们给谷爱凌背上了她完全不必承受的包袱，又反过来惋惜不平等的中国让她“负重前行”。对于一位仍不满20岁的年轻女孩，这样的强行叙事是不是残酷了点？
前述文章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成为谷爱凌”。同样，美国的绝大多数女性也没有机会成为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绝大多数男性亦难以成为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不知美国洛杉矶为何申办2028年奥运会，背后又忽视了怎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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