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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2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相较于2021年定的GDP目标下降了0.5%。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值得注意的是“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且报告中亦没有再提“稳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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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看公布的2021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会发生，超过20个省都下调了GDP目标增速，加权平均GDP目标增速较2021年下调0.7个百分点。如果简单按此计算，2022年增长目标从6%降到5.5%，是合理的。
但换个角度看， 李克强在去年总理答记者问时说过这样的话：“6%以上是开了口子的，实际过程中也可能会增长得更高一点”（2021年GDP目标定为6%）。“GDP增速定为6%并不是定任务，而是旨在引导预期，希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这里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GDP增速目标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引导预期。
以此角度看，2022年定5.5%经济增速目标，不够。今年最强烈的问题是什么？正是预期转弱！
2021年完成8.1%增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到了年末，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承压。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官方到学界、媒体，“形势严峻”、“下行压力”等词频频出现。最麻烦的是，社会上，强烈的“预期转弱”，在各个阶层都能明显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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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央视新闻）
须知，预期转弱，即国民对未来信心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何扭转预期？方法古老而又传统，也是中国经济的“法宝”——“发展是硬道理”。很欣慰，此次工作工作报告上赫然出现——“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就什么都谈不上，如果没有高经济增长速度，其他任何目标都难以做好。
2021年中国全年经济同比增长8.1%。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0%，为202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坦率说，虽然看数字似乎还不错，其实去掉上一年的基础效应，是低於潜在增长的。而且，如果综合PPI和CPI数据，PPI自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为负增长，CPI在过去十多年基本上不超过2%，去年下半年略有擡头，但最近又回降，这说明中国经济运行有通货收缩的趋势。在如此“弱”的情况下，就应该拿出一个更加“振奋”的目标。就是李克强那句话“GDP增速定为6%并不是定任务，而是旨在引导预期”。用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引导预期。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从未出现过完不成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在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的复杂背景之下，中国仍取得了6.6%的GDP增速。2019年则实现6%的增速。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未设定GDP增速目标，但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是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前行，世界经济复苏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又取得了8.1%的增速。
从政府角度，对于经济预期的制定，需要综合考量内、外，以及不可预期的各种变量，坦白说，5.5%的目标亦是有相当压力的，但当下中国经济正被“弱预期”笼罩，打破迷雾往往需要一股精气神，一股向上串的强大动力。
梳理“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长”关系
而且，做中国经济研究更要避免陷入一个方法论上的误区。近年来，在各经济学家的文章中，出现了更多的说法——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收入分配不均、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诸如此类的因素，这一箩筐的问题又纷纷跟一个词挂钩——“结构性问题”。但凡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近年来对这个词完全不会陌生。
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但基于此而衍生出“中国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就无法增长”，或者认为，“如果追求经济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这是不是把“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由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存在，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这么低，甚至“推崇”低。这个悖论的出现就存在极大问题。
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且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在几十年间潜移默化且积少成多地影响着经济增长，但总的来讲，单个结构性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对GDP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改革开放后GDP增长率最高值为1984年的15.2%，其次是2007年的14.2%，中国确实保持相当长一段时期10%以上的增长率。如果说从15%降到10%是结构性因素导致，那么从10%降到9%、8%、7%、6%甚至5%，就不能都归结为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它是长期的影响因素，而经济增速年度和季度的变化，就不能用长期的慢变量来解释。
什么因素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例如，受疫情影响，旅游出行、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都明显下降；又如，由于经济增速下降使得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那么，投资意愿自然也下降。总之，无论是疫情导致的非正常性因素，还是经济在经历长期高增长之后出现的自然回落，都导致了“预期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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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疲软、房地产投资下滑将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民视觉）
我们都知道，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国际外循环方面受到“供给冲击”，而且在内循环方面，也面临不畅，这需要通过扩大民企投资和鼓励居民消费来顺畅内循环。这其实就需要推出一些“超预期”的举措去刺激经济的增长，才能够改变“预期转弱”的局面。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但通货膨胀起来，或者会产生金融危机，那说明经济增长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现有水平，甚至还要再降低。如果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为什么就不能追求更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要知道，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绝不意味着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只是必须强调，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应该努力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反之，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不因求稳而停步 厘清发展缓急轻重
愈是面对风险挑战，愈要用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未来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盲目强调，但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这条中庸路线，不能左摇右摆，而是要大踏步，是在发展中求稳，而不是为了求稳，就停止脚步。发展，包括结构优化的发展，只能够在发展中找到“稳”。
实践反复证明，在发展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可能一直“既要、又要”地顺利操作，就需要分“轻重缓急”。特殊情况下，不能都要，就要先解决一些紧急情况，然后再回到相对正常的节奏。2021年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出现了传播率加强的Delta及Omicron变种病毒，国际国内一些情况叠加冲击，经济数据有一些下滑，市场和民间预期都急需要提振。有了新问题，并不是说原先目标不对，更不是说放弃，而是需要把当下的情况恢复到正常轨道上去。
中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这是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决心和信心所在。当下“预期转弱”，是时候来一波急增长，各方面的生机就会勃然而发。在求“稳”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轻重缓急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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