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桶人困在富士康，加不到班，跑不动路

忧郁之狐

材料图
“提桶人”三个字，对富士康来讲，拥有符号化的意义。
在疫情降临以前，“提桶跑路”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老人们把铺盖、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留鸟同样涌入淡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旺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得多，世界也很疏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对得多原来的“提桶人”来讲，这样的萧洒形态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他们需求这份任务，尤为是在疫情袭来之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同时也发现，跨城市的迁移正愈来愈成为一件难题的事。
一些“提桶人”保持了一年四季来回于各个工厂的高收益，为了求稳，把本人转成为了富士康正式工。就连称说也变了，他们当初管富士康叫做“发财康”，以为这里虽然辛勤，但好歹工资会照旧发放。还有得多劳务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平安”——富士康能够被看做当下最不乱的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纂 | 易方兴
经营 | 月弥
疫情带来的隐没一些货色在富士康隐没了。
27岁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发现，放在货架上的工件变少了——走到车间的止境，有一个2米高的5层货架，每一个层都摞着通明收纳盒，工人们需求打磨的工件就放在外面，通过他们的加工，这些工件将会成为规范的模具，复制出有数的手机整机。
疫情以来，车间的定单量下滑显著，货架上的收纳盒也老是摆得密密麻麻，显无暇空的，“真是没活干了”，林康说。他是湖北人，曾经在这里待了5.9年（5.9乘以365天）了。每一个个富士康工人都习气把工龄准确到小数点后一名，由于“工龄就是钱”。他当初变得不习气，由于已经做不完的工件，忽然成了需求争取的资源。林康记得，前几年，架子上的收纳盒放得层层叠叠的，速度一慢，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装不下，又堆满旁边的电脑桌。
没活干儿了，得多工人凑不满工时，氛围变得奥妙起来。那些好做的、容易凑满任务时长的工件，成为“香饽饽”，一切人的眼睛都盯着它。
只管不习气，但林康也很快参加到了这场“争取”傍边。为了比一切人都早点儿到，林康把起床闹钟提前了20分钟。7点30分，他第一个到达车间，第一件事是站到货架前，把好做的整个挑出来，放到本人的任务台。
相似的“隐没”也产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余车间。从2016年算起，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来这里6年了。像他同样的广西年老人，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当成任务的止境。他发现，这两年，除了不乱供给的口罩，按常规发到工人们手上的货色都没了——绩效奖金、本来一年一发的工服，乃至洗手液。
洗手液是用来洗掉机油和钨钢粉的。和林康同样，韦大强的任务也需求操作机台，一天活干上去，手全是黑的，只要洗手液能力洗洁净。之前，洗手液会批量发放到工人们手里，但当初，洗手液的供给断断续续，韦大强只好用抹布擦手，还要使大劲搓，一周时间，白毛巾就会完全变为黑毛巾。


韦大强用来擦手的毛巾，一周就会变为黑色。受访者提供图
毛巾粗拙，搓久了手疼，韦大强和工友们感觉仍是洗手液好。因而，再发上去的洗手液，他们都舍不得用完了，偷偷倒出来一些，装进矿泉水瓶子，再藏到本人的柜子里，上班的时分省着倒点儿，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或者，有胆子大的，会去整层楼止境专用的洗手间，趁没人的时分，把洗手台上的洗手液偷拿回来用。
在工厂里，洗手液是损耗品，没有人舍得本人花钱买，尤为是在绩效奖金一同隐没之后。韦大强记得，往年的4月7号，是固定的富士康发工资日，本人只收到了68元的绩效工资，有一个工友，收到了1元钱，看着银行卡的数额，大家都缄默了。
相较于这些详细的事物，被河南姑娘吴小菲留意到的是一些笼统的货色——她的劳动时间隐没了。吴小菲在郑州富士康，做的是流水线上最普通的任务，不需求一点发明力。她和3个工友，只需求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上去，用小镊子在手机正面的定位柱上贴上电池垫片，加固后再放回流水线就好，全部流程不超过30秒。天天，她们能够反复这样的举措7000次。
但恰是有数这样的反复干燥休息，撑持着iPhone的量产，撑持着富士康，也撑持着郑州。每一年，寰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组装都出自郑州，而郑州GDP的8.7%是靠富士康空港厂区实现（2020年）。但吴小菲不懂这些，她不知道本人流水线上是哪一代产品，也不感觉iPhone有甚么伟大的，她感觉本人的国产手机彻底够用了。
任务是干燥的，她的高兴在别处。对吴小菲来讲，最高兴的时分只要上班前的半个小时——假如手上的举措足够快，她们能够提前半个小时实现一切的任务量，而后搬个小板凳，聚坐在车间门口，玩得好的几集体，围在一同喝喝水，聊聊天，等着18点30分一到，准时打卡上班。
然而，疫情改动了流水线的生物钟。天天下昼3点，线长走出来，大喊一声，“停线——”，全部车间的流水线就戛但是止，接近300名工人站起来，到楼下排队做核酸。
时间在排队中流逝，出产时长固然也被紧缩了，“回去之后，确定要把这半个小时的量赶回来”，吴小菲再也没方法提前上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虑，假如手略微慢一点儿，源源不停流出来的手机就会沉积，吴小菲心里开始焦急：“我看到沉积了，速度也放慢了，但我明明始终在贴、始终在贴，怎么仍是做不完？”
吴小菲思念隐没的半个小时。这是贵重的劳动时间，更首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她能够不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八门五花的聊天话题让一切人变得生动起来。谁和家人闹矛盾了，谁周末出去吃烧烤了，还有隔壁那条流水线的男孩，下班的时分摔伤了手臂，手都抬不起来，吴小菲想到了本人正在读大学的弟弟，像姐姐同样吩咐他：走路不要玩手机。


郑州富士康厂区
加不上的班工人们视察到的“隐没”，在富士康背后显得有点微乎其微。在全国各地，北到辽宁营口，西至云南昆明，散布着40多个富士康厂区，每个厂区被划分红几栋大楼，又被切分红有数个车间、有数条流水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塞进这些格子。
在这个巨型工厂里，即便工件少了、福利待遇差了、劳动时间没了，也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轨制用最简略的形式教会了工人们如何成为一台永念头。
最间接的是工资计算形式。在富士康，员工的根本薪资不高，大部份都来自于加班工资。6年前，林康从湖北来到深圳观澜富士康，赚到了本人的第一桶金，根底工资4000多元，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再算上加班加满拿到的3000多元，得手能有接近7000块。对大专结业的林康来讲，这曾经是不低的支出，而其中，加班工资占了大头。
没有加班乃至能够变为一种“惩罚”。而往年，因为定单量下滑，车间效益降落，领导们对工时和加班的办理也变得严格起来。林康记得，有个繁杂工件，之前做完起码能算5个工时，但这一次，他用电脑一查，下面显示的工时数是1。
疫情冲洗着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轻员工杨束新眼里，“卡加班”和“卡工时”曾经是这两年的常态，“就是千方百计把你给逼走，请求自动到职”。
杨束新在河南济源富士康做机械加工，天天需求操作2台机器，规范任务时长是10个小时，之前，只有有活干，不论产出多少，都会在周末报加班。2020年的时分，变为2台机器一天需求产出16个小时才有资历加班，起初，这个数字缓缓变为20个、23个……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时曾经是26个小时。
但杨束新不肯意走。他快30岁了，前两年刚结婚，买了房，有个1岁零2个月的宝宝，每月要还1500元的房贷。
没有加班之后，根本工资不克不及再少了，杨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着，本人曾经半年没有见过孩子，结婚之后，杨束新和妻子两地分居，本人在济源，妻子带着孩子在老家村里。只要200千米的途程，也不克不及随便回家——疫情一开始，富士康就规则，回来就是隔离14天，老家这边又得隔离7天，那就是接近一个月没有支出，“打工的，隔离了，钱也挣不到了，你说你干啥？”
在流水线上贴垫片的河南女孩吴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一。2020年3月，吴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暂时工，之后的时间里，她放弃着每一年进3次富士康的频率——返费高的时分进，做满3个月就出来，到往年，吴小菲曾经7进7出富士康。
吴小菲感觉，能加班，是一件很好的事件。往年3月，深圳富士康由于疫情停摆，一些定单也转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定单一下子变多了，她天天都能加2.5个小时的班，算上返费，一个月能赚上7000多块。
疫情之后，定单更为频繁地在全国各地的富士康两头转移。山西太原厂区的一名“提桶人”张力波说，往年5月，厂区也有一段时间定单减少，是由于河南郑州又遭受了疫情，定单转移到了他所在的厂区。和吴小菲同样，那段时间，张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资。
显然，疫情难以撼动宏大的富士康，只有让定单在各个厂区活动起来，流水线就能始终不断摆。但身处其中的富士康工人们，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更多的，是单独摇曳在加班、不加班，极真个繁忙，或者从天而降的复工之中。


材料图
“提桶人”变为长时间工7进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吴小菲，曾经记不清本人每一个次的任务内容。但她知道，假如本人再进富士康，也不会有任何难题——每一个次的任务都很容易。好比贴电池垫片，刚开始时，他人一天贴1000个，吴小菲也能贴上600个，只需求一地利间，吴小菲就能纯熟得看不出是老手。
但简略和干燥，简直是一对同义词。人的身材是弱小的——贴垫片贴久了，吴小菲的眼睛能顺应看很小的货色，长期盯着定位柱也不会目眩。更难调理的是精力，吴小菲仍是用了“压制”两个字来描述在车间的觉得，由于“看不到里面的天”，每集体都长得同样：同样的口罩，同样的红色静电衣，独一的一点颜色是线长，他们穿的静电衣是蓝色。
也正由于如斯，吴小菲更顺应富士康暂时工的节拍，她的丈夫陈伟也在富士康，这3年，夫妻两人一同进富士康，在厂里干3个月就出来，做1个月零工调理一下。陈伟会开车，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里需求日结司机，吴小菲则去做电话销售，这份任务的益处是“下班能够随身带手机，也没甚么规矩”。这1个月也是属于夫妻二人的劳动时间，陈伟跑滴滴的支出，比富士康少，1个月4000块，但会觉得“舒服、自在一点”。
但疫情仍是放大了夫妻二人的选择余地。去年5月，吴小菲和陈伟完结了又一个工期，但是，一切的餐馆、KTV、电影院都关门了，哪里都不需求用工，陈伟不能不又续了3个月的工期。6个月完结，一个选择摆在夫妻二人背后：在富士康，暂时工至多只能做6个月，到期之后，要末转正成为正式工，要末到职。
此时的城市里，得多街道、商场封控起来，哪哪都找不到任务，坐滴滴的人也变少了。无处可去的吴小菲和陈伟，思来想去，“仍是得不乱一点”，两集体坐在床上磋商，抉择让陈伟转正做正式工，吴小菲身材差些，要始终在富士康任务的话，怕吃不消，就还做暂时工，这样，家里起码能有一份不乱支出来源。
到当初，陈伟曾经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吴小菲仍是疼爱——郑州的疫情管控没有放松，厂区天天都要查核酸检测讲演，但陈伟上着日班，上班的时分是早上7点，他要在里面等着，直到做核酸检测点开始下班了，再做完核酸、回来劳动。有的时分，8点就可以做完，有时分人多，要排队到10点多。


富士康厂区内，工人正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材料图
做了正式工，就没有返费了，“全靠加班”，陈伟天天都但愿加班能多些，工资能高一点，而上日班，会有8块钱的夜消津贴，1个月上去，工资会多100来块。
显然，在工人们之中，有很大一部份是无奈分开富士康的，他们需求这份任务，尤为是在疫情袭来之后。有得多富士康工人，过着疫情时期的流水线糊口，他们把富士康叫做“发财康”，以为这里虽然辛勤，但好歹工资会按例发放。还有得多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平安”——富士康能够被看做当下最不乱的选择。
阿谁山西太原的暂时工张力波，就有这样的设法。
张力波曾经37岁了，疫情这3年，他进了3回富士康。以前，他是厨师，在各大餐馆里展转，有次感冒之后，忽然就粉尘过敏了，再也碰不了面粉，厨师生涯宣布完结。除了做菜，啥也不会，张力波就进了工厂，“那里任务简略，甚么都好学”，往年这一回，他在流水线上担任测试手机——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上去，放上架子，把线插上。
张力波乃至感觉本人是侥幸的。疫情当前，得多餐馆都开张了，他据说，得多以前的厨师同行，都失业了，反倒是本人，还找到了富士康这条路。往年4月，山西疫情减轻，张力波在家里隔离了半个月，他说，这期间，富士康还发了800块根底工资，“算能够了”。
独一的不舒服是上日班，他年级大了，车间里都是比他小十几岁、乃至二十多岁的小孩，一趟日班上上去，“特别困”。然而，有日班，仍是会去上。张力波乃至感觉本人年岁大，算点儿劣势，由于车间任务干燥，年老的工人们贪玩，干几个小时就没耐烦了，想早早上班，但本人不会，“我这个春秋段，甚么都能熬住”，由于“就次要想挣钱”。
这群离不开富士康的人，都有不大不小的经济压力，也对某种水平的不乱有要求。张力波去年刚买了房，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再租房不太好了，狠狠心，买了一套40万的二手房，找亲戚借了16万。往年，房价降了点，妻子老唠叨，不应急着买，算上去，要是当初再买，又能廉价3万块。
张力波的妻子，也打零工，在物业公司里做保洁员。买房的时分，夫妻二人独一的斟酌就是“坚定不克不及找银行存款买房”，两集体都耽心，假如疫情一来，出产住手了，家里就完全断了支出来源，没法还上。
平安的富士康，带来了不乱，也带来了屏蔽外界的隔阂。相较于暂时工们，这类情绪，在正式工身上表示得更为显著。
去年5月，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试图分开富士康，从新找任务，他想换个“任务环境好点的”，或者“不必上日班的”。韦大强面试了好几家，2家过了，但过程都终结在忽然到来的疫情里，“哪里都时时时就冒出2个病例，再不敢出门了”。躺在宿舍床上，犹疑了一阵子，韦大强仍是感觉富士康好，工资虽然不会加，但也不会降，“对比闲适”。
有的时分，富士康是“收留所”，收纳了那些在疫情中无处可去的人；也有得多时分，富士康削去了工人们走向外界的勇气，把他们变为了无处可去的人。
选择鱼缸仍是河流参加“货架争取战”的林康，堕入了一种职业焦虑。
他有没有法忍耐的时辰。去年9月，林康有个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上班了，就打算放到次日处置。后果，线永生气了，问为何不加班处置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顶嘴了几句——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对抗线长，在这以前，“没有辩驳过甚么货色，反正他让我干甚么我就干呗”。


林康所在的车间，穿过车间就是货架。受访者提供图
再而后，往年4月，一个无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园区，去加入了一个短视频公司的面试，面试岗位是小游戏编导，而且面试胜利。很快，他提出到职。在此以前，林康不敢出去找任务、投简历，感觉“里面的世界特别可怕”，本人也一定处置不了富士康之外的问题。
显然，关于林康集体而言，他对富士康的职位依赖水平正在升高。他像一条从鱼缸挣扎跳进河流的鱼，但这样的人是多数。来自南大社会学院的传授汪和建，在钻研富士康员工的不同“维护性行为”时，假定了几个选择：到职、忠厚（驯服、责任）、呐喊（申述、抗议）等等。而影响要素是工人的职位依赖强度，和组织能否改良的预期。假如工人再也不依赖这个岗位，则会选择到职。反之，则会选择留下。
事实上，一线工人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地任务中，发生对本身才能的不自信。不只林康，韦大强、杨束新也都在说，他们没方法分开富士康了，而他们的任务年限都在5年以上。
还有此外一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员工，曾经见过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变得安于现状。面对疫情和裁员的议题，他变得敏感、锋利，乃至不停抬高本人，重复问我：“我拿2000来块钱的工资，每月该吃该喝，我关怀这些有用吗？”至因而否耽心疫情会影响本人之后的任务，他的回答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才能没才能，又那末懒，在富士康起码还有2000多块，还想往哪里跑？越跑越穷啦。”
一份“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出示的讲演显示，只要三成工人的任务时长会超过一年。汪和建对这个数据的了解是，1年工龄之内的工人，退出本钱低，也难以看到企业改良的冀望，就会选择到职。但跟着时间推移，付出越多，依赖水平也会加剧。
在如今的富士康，无处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步变得依赖富士康。
不是一切人都像林康那末侥幸。去年已经找任务、又被疫情横插一脚的韦大强，曾经完全保持了辞职——这是他最初一次迈出富士康的尝试。韦大强说，他最初悔的事，“就是没有在现在刚进富士康的时分出去找任务”。假如再让本人选择一次，他会学点货色，找一份喜爱的任务，而这，象征着更高的支出，和更大的任务意义。
杨束新用“晕晕腾腾”来描述本人的形态。当初，他仍是和妻儿两地分居，独一的沟通时间是晚上的视频聊天。6月1日，是儿童节，头几天的时分，妻子说了好几遍，儿子喜爱玩积木，他也容许了要买来作为儿童节礼物，后果事件在头脑里转了几圈，仍是忘了。杨束新重复自省：“每天过得晕晕腾腾的，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啊！”
他有更多的事件要去纠结。定单少了，工资降了，厂区会不会开张？本人要不要辞职？刚在济源买了房，就在富士康厂区左近，假如没了任务，是否得把房子也处置了？要不要南上来打工？打工的话，孩子是随着本人仍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这些问题就临时都不存在了。


富士康宿舍，材料图
文章为逐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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